近期,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拥有百万会员的基层打工者网站——大谷网,进行了一项关于农民工未来5年社会预期的独家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54.5%)的受访农民工,看好未来5年个人发展,表示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进一步改善生活。66.1%的受访农民工对未来5年国家发展信心的打分在6分及以上(满分10分),表现出对国家发展的信心。

2007年11月15日,《城市问题》编委工作会议在北京新闻大厦举行。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编委建议发挥《城市问题》作为综合性学术期刊在城市科学领域的优势,以《城市问题》为园地组织学术论坛、笔谈会或小型研讨会,就北京或其他区域城市发展中有争议的问题展开研讨与争鸣,从而反映城市问题研究方方面面的情况,推动理论发展,促进学术交流。新年伊始,本刊邀请编委笔谈,现将部分编委之笔谈刊登于2008年第1期《城市问题》,以推动理论发展,促进学术交流。

境外主流媒体在我国"两会"期间就相关经济议题给予了立体化多视角的报道,以"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火车头"等为标题,表达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乐观看法,认为中国这个火车头将装上高科技的驱动设备,动力将更加强劲和有持续性。很多境外媒体都表

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重视提升农业生产力,在夯实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使更多的农民能进城从事工商服务业;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帮助解决进城农民工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后顾之忧,使之与市民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中国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时,应借鉴发达国家转化农民工的这些普遍经验,制定契合国情的农民工转化政策。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发达国家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对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而我国还刚刚起步,许多实践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而难以操作。本文希望借助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结合具体国情,从制度、法律、组织、社会保障等方面探讨我国农民工权益的相关问题。

课题组在对重庆市九城区的1083位农民工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他们性别、年龄、婚姻和收入等主要社会基本特征和所存在主要问题进行了描述和揭示,并提出了政策性建议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本文在对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选择性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城乡流动和人口城市沉淀模型,描绘了农民工的人口城市沉淀曲线,指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历史过程和基本思路。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农民工问题是个战略问题,将伴随我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并将伴随现代化基本实现而终结。农民工亦工亦农、亦城亦乡,流动就业,逐步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这种现象将长期存在。解决农民工问题要持城乡统筹方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要以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为动力,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要以人为本,公平对待,构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社会支持体系。

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结构影响,致使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成为我国当前理论和实践领域中的严重问题。在发展权视角下提出确立发展共享理念,合理确定法定保障项目,改革户籍制度,创造公平环境,强化培训,提升农民工素质,保障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承担政府责任,建立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服务业是新常态下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其快速发展对农民工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服务业既给农民工提供了充足的务工岗位,也提供了宽松的创业环境。本文基于河南农民工监测调查个体数据利用Probit模型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会显著增加农民工自主创业的概率,尤其是批发零售业。由于农民工务工领域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行业为主,提升职业层次的难度较大。因此,完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加强信息咨询和技能培训,既有助于农民工跟上服务业发展步伐,也有利于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实现双赢。

采用联立方程法和Acemoglu识别法分别对农民工工作匹配决策机制加以识别,联立方程法检验结果表明收入正向且显著性影响工作任期,而福利虽正向影响并通过收入渠道间接影响工作任期但效果并不显著。Acemoglu识别法检验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联立方程法检验结论,即农民工工作匹配决策机制为生存导向型,还未上升到发展层面,同时福利待遇已成为农民工稳定就业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工业发展的初期,农民工工资低具有合理性、而在工业发展到中期,农民工工资太低已失去了合理性。当前农民工工资太低不利于工业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应该适当增加农民工工资、应在转变经营方式和产业转移上下功夫。

一、引言近年来,农民工是一个倍受社会关注的群体,之所以成为关注的焦点,不仅因为数量巨大的农民进城成为非农就业者,给城市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更在于农民工群体并未被城市完全接纳,他们仍是在城市工作但却不享受完全市民待遇的一个在城市内又游离于城市外的特殊群体。他们仍保留农村户籍,是被拖欠工资的主体,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他们仍要为孩子的义务教育支付高昂的借读费,他们不具备享受城市低保和经济适用房的资格,他们受到伤害后和城市人"同命不同价",他们是一些城市人有意或无意歧视的对象,等等。一句话,农民工群体尚未"入城"。

长期以来,农民工“市民待遇”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生存发展,也影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和谐社会的建立。本文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待遇”缺失的表现和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的原因,提出赋予农民工“市民待遇”,促进农民工和城市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