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的绿色发展需要法律协调机制的保障。黄河流域九省区都拥有各自的立法权，流域现行法律之间存在不协调性且各省区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因此，各省区之间的地方性立法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且跨区域立法存在合宪性以及流域协议法治化程度不高等问题，会对黄河流域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应当建立一套长效的法律协调机制，用以协调解决各省区之间地方性立法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协调各省区之间利益冲突、提高流域协议法治化程度、协调流域现行法律之间存在的冲突。同时，通过该机制以立法技术建立跨区域法律协调机制，九省区立法主体在同一时间通过相关法律，解决跨区域立法合宪性问题，实现沿黄九省区绿色健康发展。

农业绿色发展是破解生态压力和农业结构转型双重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黄河流域划分为上中下游等3个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并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环境友好、生态保育、资源节约利用和产出高效等5个方面确定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分析方法,选取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分析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各省区内部耦合协调情况。得出如下结论:1)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区域层面发展水平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中游、上游和下游,省区层面的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最低的是山西;2)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差异性问题逐渐凸显,上中游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增速较快,下游较为缓慢,逐渐形成"尾部塌陷"的区域特征;3)黄河流域各省区的农业绿色发展内部耦合协调度呈增长态势但都处于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

农业绿色发展是破解生态压力和农业结构转型双重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黄河流域划分为上中下游等3个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并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环境友好、生态保育、资源节约利用和产出高效等5个方面确定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分析方法,选取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分析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各省区内部耦合协调情况。得出如下结论:1)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区域层面发展水平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中游、上游和下游,省区层面的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最低的是山西;2)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差异性问题逐渐凸显,上中游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增速较快,下游较为缓慢,逐渐形成"尾部塌陷"的区域特征;3)黄河流域各省区的农业绿色发展内部耦合协调度呈增长态势但都处于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是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前提与基础。基于2010—2019年黄河流域沿线9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和耦合模型，测算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并对其进行时空分异特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者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作用。（2）黄河流域沿线省份绿色金融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流域间省份存在发展差异。（3）黄河流域“绿色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度均值实现了由拮抗阶段到磨合阶段的提升，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促进作用增强。（4）黄河流域“绿色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实现了由低度协调到中度协调的跨越。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是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前提与基础。基于2010—2019年黄河流域沿线9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和耦合模型，测算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并对其进行时空分异特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者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作用。（2）黄河流域沿线省份绿色金融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流域间省份存在发展差异。（3）黄河流域“绿色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度均值实现了由拮抗阶段到磨合阶段的提升，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促进作用增强。（4）黄河流域“绿色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实现了由低度协调到中度协调的跨越。

本文基于黄河流域沿线省域面板数据，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流通业绿色发展与低碳经济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黄河流域沿线省域流通业绿色发展与低碳经济整体从低度耦合协调迈入高度耦合协调。分地区来看，呈现出“中下游发展较高，上游较低”的耦合协调关系发展趋势。从空间聚集性来看，流通业绿色发展与低碳经济耦合协调度具有一定的空间自相关性，且邻接省域耦合协调度产生相互促进影响。最后本文提出统筹黄河流域流通业与低碳经济发展、加大黄河流域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流通业产业聚集优势的相关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是"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在我国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文章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模型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估,并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指数由2011年的0.316曲折上升至2019年的0.609,年均增长8.5%,其绿色发展指数由2011年的0.366逐步上升至2019年的0.652,年均增长7.5%,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指数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优于全国整体水平,其绿色发展指数整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劣于全国整体水平,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指数相较于生态环境指数前期增速较慢,后期增速则较快。(2) 2011-2019年,黄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指数平均得分为0.476,中游为0.425,下游为0.403,整体呈现上中下游依次递减格局,黄河流域上游绿色发展指数平均得分为0.473,中游为0.482,下游为0.527,整体呈现上中下游依次递增的分布特征,黄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平均得分为0.482,中游为0.467,下游为0.470,整体呈高-低-中分布,空间发展不均衡。(3)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由2011年的0.412增长至2019年的0.561,2011-2019年间整体呈现持续上升态势,略低于全国整体水平,其耦合协调度基础较好,但提升速度较为缓慢,中后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发展较为滞后。研究结果验证了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定量分析了2011-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以及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对于推动该地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应兼顾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弥补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建立跨区域互动合作和协同治理机制,实现上中下游地区均衡与协调发展。

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依据,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测算不同主体功能区生态和经济的权重,改进生态经济协调度模型,对1991—2015年黄河流域8个省份642个县域不同主体功能区的生态经济系统协调程度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流域生态价值呈曲线波动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8 230亿元增至2015年的11 420亿元。(2)流域GDP呈线性增长态势,人均GDP高值区和中高值区集聚在黄河流域九大都市圈附近,成为人均GDP热点区域;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生态保护区和农业开发区。(3) 1991—2015年流域生态经济协调度先升后降,中下游生态经济协调度普遍处于上升状态;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度偏低,类型以失调-经济滞后型为主。协调发展区域主要集中在以济南市和青岛市、郑州市、西安市、呼和浩特市、兰州市和西宁市为中心的五大城市群;失调区域面积占比高达86%,位于黄河中上游的生态限制开发区和能源丰富的重点开发区。

从经济地理学视角提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关键问题:从人地关系视角研判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持续作用形成的共处关系;从空间异质视角审视流域不同区域的联系及其相应的空间协调状况。在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和生态先天脆弱的前提下,对地市级人类活动施压、资源环境承压及两者关系相对分级评价结果表明:新世纪以来黄河流域多数地区的人地关系类型保持不变,近1/5的地区趋于紧张;2017年高度紧张、轻度紧张的区域占21.18%,基本协调的区域占38.82%。从人地关系调控的客观条件看,黄河流域受到生态先天脆弱性与经济发展迫切需求的双重压力。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与路径依赖问题对人地关系基本协调甚至相对宽松的地区形成挑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诉求的实现将会进一步加重人类活动施压强度,使人地关系趋于紧张。研究建议,应深入把握不同类型地区的人地关系,进行针对性处理。黄河流域的城市空间联系特征映射了流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流域空间结构的特殊性,应着力加强流域内部联系,迈向更高质量的区域合作。建议采用以大城市为中心面向周边的放射状开发开放新模式,以此驱动流域空间结构重塑与助推空间协调发展。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2)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3)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

基于1995—2017年黄河流域9省区的面板数据，先利用US-SBM分析模型测得各省区绿色发展水平，再采用Dagum基尼系数、σ收敛及β收敛等分析方法考察流域绿色发展区域差异及差异演变的收敛特征。研究发现：（1）流域绿色发展总空间差异呈下降趋势。上游地区绿色发展区域内差异相对最大，中游相对最小；下游与上游、中游地区绿色发展区域间差异均较大，而上游、中游区域间差异相对要小；区域间差异是总差异产生的主要来源。（2）流域总体、上游及下游地区绿色发展差异演化趋势均不存在σ收敛特征，仅中游地区存在一定程度σ收敛；同时流域总体及其三个分区绿色发展均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特征。

基于1995—2017年黄河流域9省区的面板数据，先利用US-SBM分析模型测得各省区绿色发展水平，再采用Dagum基尼系数、σ收敛及β收敛等分析方法考察流域绿色发展区域差异及差异演变的收敛特征。研究发现：（1）流域绿色发展总空间差异呈下降趋势。上游地区绿色发展区域内差异相对最大，中游相对最小；下游与上游、中游地区绿色发展区域间差异均较大，而上游、中游区域间差异相对要小；区域间差异是总差异产生的主要来源。（2）流域总体、上游及下游地区绿色发展差异演化趋势均不存在σ收敛特征，仅中游地区存在一定程度σ收敛；同时流域总体及其三个分区绿色发展均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特征。

[目的]黄河流域构成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农业经济开发的重点地区，研究其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对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促进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方法]以黄河流域6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该文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定量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及其驱动机制。[结果]2008—2020年，黄河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农业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均值呈上升变化态势，两者的对比关系由“经济滞后型”演变为“生态滞后型”。耦合协调水平总体随时间增长，由轻度失调转为濒临失调，空间上表现为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布格局。驱动因素的作用强度按农业现代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本底条件、人类活动强度、政策管理决策的次序递减，并共同推动生成了驱动机制。[结论]黄河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的耦合协调程度仍有待提升，今后将针对典型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农业生态经济耦合协调的内在机制、实现路径开展研究。

文章以2010—2019年黄河流域78个城市为样本，在测算经济发展、绿色创新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基础上，对其时空协同演变特征展开分析。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绿色创新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但近年来生态环境系统相对滞后；空间上呈“中上游落后、下游发达”的分布格局；城市间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部分城市表现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局部趋同特征；样本期内，黄河流域整体、中上游及下游地区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收敛特征，但不同区域的收敛速度和驱动因素存在差异。

[目的]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供需矛盾突出，水资源合理利用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水资源承载力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有利于黄河流域人地系统耦合与可持续发展。[方法]本研究基于水资源承载力评价理论，研究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和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及其驱动因素。[结果]结果表明：2000-2020年，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水平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各地市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各地市水资源承载力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逐步提高，整体由濒临失调衰退和勉强协调发展向初级协调发展转变，空间上呈现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特征；黄河流域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是多因素及其交互共同驱动的结果，产业因素是影响耦合协调的主要因素。[结论]未来，黄河流域应持续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土地利用和人口数量的耦合，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区域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