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构建了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水资源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确定了各指标权重，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水资源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和动力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综合发展存在粗放和不平衡问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不高，存在着东高西低的现象；黄河流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缓慢上升，经历了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的演变过程，总体上跨入了可接受的协调阶段；黄河流域耦合协调发展动力需要强化，存在外源动力不足、内源动力不充分、市场动力尚待激活等问题。

国家历来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提出后，黄河流域未来发展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以2004～2018年黄河流域6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用水效率和经济发展两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探究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用水效率综合水平均呈现增长趋势，但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用水效率；耦合度整体上处于初级耦合和中度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协调和高度协调状态，尚未实现优质协调发展。障碍度模型表明制约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用水效率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地区差异。

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三者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分析2011—2020年黄河流域78个地级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和三者耦合协调度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发展态势稳定，但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综合水平并不高；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等级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空间上呈现黄河下游>黄河中游>黄河上游的发展格局；驱动因素对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作用强度按经济驱动、产业结构、政府调控、水资源依次递减。

文章构建包含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网络应用、数字科研支撑共四个维度的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黄河流域九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各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数字经济内部的四个维度在不同省份表现悬殊。耦合协调分析发现，流域内各省份数字经济四个维度之间具有较强的相互作用，但协调性较差，属于数字科研支撑滞后型失调。因此，各省份要积极建立数字经济区域合作平台和数字技术协同创新平台，加强流域数字经济协同创新发展。

推动黄河流域多系统协调发展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为此，文章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11—2020年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能源-经济-环境-科技四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与外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四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稳定上升态势，且各城市群均属于科技滞后型；（2）四元系统耦合协调度得到显著提升，区域特征主要表现为耦合协调度从流域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3）各地级市四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少数地区发生跃迁现象，跃迁路径存在差异，且数字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推动区域能源-经济-环境-科技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外部驱动力。

文章基于2006—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黄河流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两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系统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及脱钩指数等相关指标，从耦合到解耦全面剖析两系统关系的演变。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各省份综合评价指数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指数增长较为曲折，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数增长较为迅速；各省份系统耦合度较高，但协调度较低，青海、陕西、内蒙古、宁夏及甘肃属于基本协调型，而山东、河南和山西属于勉强协调型；两系统的脱钩指数具有动态波动性，城镇化负效应凸显，生态环境仍具有较大压力。

文章基于2006—2018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黄河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2006—2018年，黄河流域生态和经济系统综合指数均值均呈现上升态势，但分省份来看有短暂的波动现象。总体上，二者的耦合协调程度经历了“中度—良好—高度”协调的演变态势。黄河流域应继续坚持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努力实现黄河流域生态资源高质量价值化，进一步提升区域“生态-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黄河流域是"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在我国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文章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模型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估,并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指数由2011年的0.316曲折上升至2019年的0.609,年均增长8.5%,其绿色发展指数由2011年的0.366逐步上升至2019年的0.652,年均增长7.5%,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指数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优于全国整体水平,其绿色发展指数整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劣于全国整体水平,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指数相较于生态环境指数前期增速较慢,后期增速则较快。(2) 2011-2019年,黄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指数平均得分为0.476,中游为0.425,下游为0.403,整体呈现上中下游依次递减格局,黄河流域上游绿色发展指数平均得分为0.473,中游为0.482,下游为0.527,整体呈现上中下游依次递增的分布特征,黄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平均得分为0.482,中游为0.467,下游为0.470,整体呈高-低-中分布,空间发展不均衡。(3)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由2011年的0.412增长至2019年的0.561,2011-2019年间整体呈现持续上升态势,略低于全国整体水平,其耦合协调度基础较好,但提升速度较为缓慢,中后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发展较为滞后。研究结果验证了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定量分析了2011-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以及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对于推动该地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应兼顾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弥补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建立跨区域互动合作和协同治理机制,实现上中下游地区均衡与协调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协调发展是流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首先分析了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机理，然后基于2010年、2015年、2019年和2020年4个时间节点黄河流域9个省（自治区）数据，构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对发展指数对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剖析与评价。结果表明：黄河流域9个省（自治区）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两者发展高度耦合，说明两大系统相互影响，交互耦合的紧密关系；但是两者发展的协调度较低，9个省（自治区）都处于失调状态，山东、河南、四川一直属于生态环境发展滞后型失调，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一直属于文旅产业发展滞后型失调，陕西从文旅产业发展滞后型失调发展为生态环境发展滞后型失调，山西则经历了生态环境滞后—共损型失调—文旅产业滞后—共损型失调交替发展。根据黄河流域9个省（自治区）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发展的失调类型，提出统筹管理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耦合协调发展策略。

基于2010—2018年黄河流域7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探究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联动效应和网络结构特征。发现：(1)黄河流域内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变动趋势有较强的一致性，在时序变化上呈上升趋势。(2)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度以2014年为分界点，之前略微上升，之后呈下降趋势，总体上处于临界值0.5以上。(3)黄河流域各地级市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具有明显的网络关系，下游及部分中游地级市在网络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形成主受益、经纪人、净溢出及双向溢出等四大板块。

基于2010—2018年黄河流域7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探究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联动效应和网络结构特征。发现：(1)黄河流域内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变动趋势有较强的一致性，在时序变化上呈上升趋势。(2)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度以2014年为分界点，之前略微上升，之后呈下降趋势，总体上处于临界值0.5以上。(3)黄河流域各地级市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具有明显的网络关系，下游及部分中游地级市在网络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形成主受益、经纪人、净溢出及双向溢出等四大板块。

文章在解析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机理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1—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与共同富裕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进行了测度，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对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缓慢波动上升，空间上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梯度格局特征；共同富裕指数呈稳步提升的演变轨迹，空间分布上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不均衡格局演进。(2)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呈阶段性波动上升趋势，空间上形成以省会城市为高水平协调中心的“中心—外围式”圈层结构；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具有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趋同效应，但空间自相关性趋于减弱。(3)金融发展、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城镇化水平是驱动黄河流域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影响因子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各因子交互作用后的解释力具有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特征。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探究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客观赋权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结合耦合协调、交互胁迫模型，基于黄河流域特征建立指标体系探究2008～2017年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和交互胁迫关系。结果表明：(1)时序变化上，黄河流域整体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水平较高(>0.8)且波动不明显，耦合协调度在小范围内呈“W”型波动上升，但旅游综合发展评价指数相对滞后致使其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状态；(2)空间演变上，上、中、下游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由下游的中级协调、中游的初级协调过渡到上游的濒临失调；相对发展类型空间分异明显，下游多为生态环境滞后型，上游多为旅游发展滞后型，协调型省份最少且生态环境滞后型省份呈递增趋势；(3)基于双指数函数模型，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存在交互胁迫关系，演变轨迹符合多个“S”型曲线组合的发展特征。可通过健全黄河流域旅游生态保护合作框架、完善相关制度等推动黄河流域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协同高质量发展。

文章从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这一视角出发，在解析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9—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与时空差异分析，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探究黄河流域内部耦合协调度差异的来源，并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对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演进趋势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但耦合协调水平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增长后劲不足；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下游、中游、上游耦合协调度呈现逐渐递减趋势；总体Dagum基尼系数在持续缩小，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是黄河流域基尼系数的构成主因；三大系统耦合协调等级转移概率存在区位差异，黄河上游的青海和甘肃在下一阶段仍将处于初级协调等级，中游地区达到中级协调的山西、陕西和内蒙古会继续保持在该水平，下游地区的河南和山东则有一定概率出现协调水平回落现象。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是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前提与基础。基于2010—2019年黄河流域沿线9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和耦合模型，测算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并对其进行时空分异特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者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作用。（2）黄河流域沿线省份绿色金融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流域间省份存在发展差异。（3）黄河流域“绿色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度均值实现了由拮抗阶段到磨合阶段的提升，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促进作用增强。（4）黄河流域“绿色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实现了由低度协调到中度协调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