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2010—2019年黄河流域78个城市为样本，在测算经济发展、绿色创新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基础上，对其时空协同演变特征展开分析。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绿色创新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但近年来生态环境系统相对滞后；空间上呈“中上游落后、下游发达”的分布格局；城市间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部分城市表现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局部趋同特征；样本期内，黄河流域整体、中上游及下游地区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收敛特征，但不同区域的收敛速度和驱动因素存在差异。

黄河流域是"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在我国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文章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模型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估,并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指数由2011年的0.316曲折上升至2019年的0.609,年均增长8.5%,其绿色发展指数由2011年的0.366逐步上升至2019年的0.652,年均增长7.5%,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指数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优于全国整体水平,其绿色发展指数整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劣于全国整体水平,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指数相较于生态环境指数前期增速较慢,后期增速则较快。(2) 2011-2019年,黄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指数平均得分为0.476,中游为0.425,下游为0.403,整体呈现上中下游依次递减格局,黄河流域上游绿色发展指数平均得分为0.473,中游为0.482,下游为0.527,整体呈现上中下游依次递增的分布特征,黄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平均得分为0.482,中游为0.467,下游为0.470,整体呈高-低-中分布,空间发展不均衡。(3)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由2011年的0.412增长至2019年的0.561,2011-2019年间整体呈现持续上升态势,略低于全国整体水平,其耦合协调度基础较好,但提升速度较为缓慢,中后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发展较为滞后。研究结果验证了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定量分析了2011-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以及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对于推动该地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应兼顾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弥补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建立跨区域互动合作和协同治理机制,实现上中下游地区均衡与协调发展。

文章基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构建了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水资源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确定了各指标权重，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水资源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和动力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综合发展存在粗放和不平衡问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不高，存在着东高西低的现象；黄河流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缓慢上升，经历了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的演变过程，总体上跨入了可接受的协调阶段；黄河流域耦合协调发展动力需要强化，存在外源动力不足、内源动力不充分、市场动力尚待激活等问题。

以黄河流域各省份2011—20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主成分—熵权法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进行测度，并采用聚类分析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系统考察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动态关联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20年，黄河流域各省份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不同地区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显著。（2）黄河流域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影响，各个省份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一一对应。（3）黄河流域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双向促进关系，且影响效果显著，即绿色高质量发展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以黄河流域各省份2011—20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主成分—熵权法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进行测度，并采用聚类分析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系统考察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动态关联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20年，黄河流域各省份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不同地区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显著。（2）黄河流域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影响，各个省份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一一对应。（3）黄河流域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双向促进关系，且影响效果显著，即绿色高质量发展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三者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分析2011—2020年黄河流域78个地级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和三者耦合协调度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发展态势稳定，但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综合水平并不高；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等级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空间上呈现黄河下游>黄河中游>黄河上游的发展格局；驱动因素对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作用强度按经济驱动、产业结构、政府调控、水资源依次递减。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是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前提与基础。基于2010—2019年黄河流域沿线9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和耦合模型，测算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并对其进行时空分异特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者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作用。（2）黄河流域沿线省份绿色金融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流域间省份存在发展差异。（3）黄河流域“绿色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度均值实现了由拮抗阶段到磨合阶段的提升，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促进作用增强。（4）黄河流域“绿色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实现了由低度协调到中度协调的跨越。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是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前提与基础。基于2010—2019年黄河流域沿线9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和耦合模型，测算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并对其进行时空分异特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者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作用。（2）黄河流域沿线省份绿色金融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流域间省份存在发展差异。（3）黄河流域“绿色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度均值实现了由拮抗阶段到磨合阶段的提升，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促进作用增强。（4）黄河流域“绿色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实现了由低度协调到中度协调的跨越。

黄河流域省会城市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引领与带动作用。通过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7—2019年黄河流域8个省会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进行测算，并对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及耦合态势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黄河流域省会城市旅游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城市间差异显著；生态环境状况一般，城市间差异不明显；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程度各异，呈阶梯状分布。提出应从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四个方面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机制，以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省会城市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引领与带动作用。通过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7—2019年黄河流域8个省会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进行测算，并对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及耦合态势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黄河流域省会城市旅游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城市间差异显著；生态环境状况一般，城市间差异不明显；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程度各异，呈阶梯状分布。提出应从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四个方面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机制，以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的绿色发展需要法律协调机制的保障。黄河流域九省区都拥有各自的立法权，流域现行法律之间存在不协调性且各省区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因此，各省区之间的地方性立法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且跨区域立法存在合宪性以及流域协议法治化程度不高等问题，会对黄河流域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应当建立一套长效的法律协调机制，用以协调解决各省区之间地方性立法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协调各省区之间利益冲突、提高流域协议法治化程度、协调流域现行法律之间存在的冲突。同时，通过该机制以立法技术建立跨区域法律协调机制，九省区立法主体在同一时间通过相关法律，解决跨区域立法合宪性问题，实现沿黄九省区绿色健康发展。

文章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分别从全流域和上、中、下游和地级市层面测度了2006—2018年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并分析了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相关性，探究其空间集聚的区域分异特征及演变趋势。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全流域和上、中、下游绿色发展效率均呈“V”型变化趋势，其整体绿色发展水平并不高，且绿色发展效率下游最高，中游次之，上游最低。（2）从全局空间相关分析来看，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并且其空间相关程度是波动变化的，总体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3）从局部空间相关分析来看，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地级市和较低的地级市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两极分化明显，且在2010年后集聚区域相对稳定，具体为下游地级市“高高”集聚效应明显，上游地级市“低低”集聚效应明显，而多数中游地级市绿色发展效率空间集聚效应不显著。

绿色创新作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是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采用网络DEA模型测度2003—2018年黄河流域79市(州、盟)绿色创新效率,进而运用核密度估计、重心—标准差椭圆分析效率的空间演化规律,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效率水平较低,但表现为波动上升的时间趋势;(2)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出"下游>上游>中游"的空间分异格局,效率重心整体向东南方向移动,表现出南北方向相对稳定、东西方向集聚发展的趋势;(3)黄河流域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师资力量、外资利用和环境规制是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

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依据,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测算不同主体功能区生态和经济的权重,改进生态经济协调度模型,对1991—2015年黄河流域8个省份642个县域不同主体功能区的生态经济系统协调程度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流域生态价值呈曲线波动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8 230亿元增至2015年的11 420亿元。(2)流域GDP呈线性增长态势,人均GDP高值区和中高值区集聚在黄河流域九大都市圈附近,成为人均GDP热点区域;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生态保护区和农业开发区。(3) 1991—2015年流域生态经济协调度先升后降,中下游生态经济协调度普遍处于上升状态;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度偏低,类型以失调-经济滞后型为主。协调发展区域主要集中在以济南市和青岛市、郑州市、西安市、呼和浩特市、兰州市和西宁市为中心的五大城市群;失调区域面积占比高达86%,位于黄河中上游的生态限制开发区和能源丰富的重点开发区。

本文基于黄河流域沿线省域面板数据，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流通业绿色发展与低碳经济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黄河流域沿线省域流通业绿色发展与低碳经济整体从低度耦合协调迈入高度耦合协调。分地区来看，呈现出“中下游发展较高，上游较低”的耦合协调关系发展趋势。从空间聚集性来看，流通业绿色发展与低碳经济耦合协调度具有一定的空间自相关性，且邻接省域耦合协调度产生相互促进影响。最后本文提出统筹黄河流域流通业与低碳经济发展、加大黄河流域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流通业产业聚集优势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