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三者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分析2011—2020年黄河流域78个地级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和三者耦合协调度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发展态势稳定，但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综合水平并不高；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等级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空间上呈现黄河下游>黄河中游>黄河上游的发展格局；驱动因素对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作用强度按经济驱动、产业结构、政府调控、水资源依次递减。

文章基于2006—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黄河流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两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系统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及脱钩指数等相关指标，从耦合到解耦全面剖析两系统关系的演变。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各省份综合评价指数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指数增长较为曲折，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数增长较为迅速；各省份系统耦合度较高，但协调度较低，青海、陕西、内蒙古、宁夏及甘肃属于基本协调型，而山东、河南和山西属于勉强协调型；两系统的脱钩指数具有动态波动性，城镇化负效应凸显，生态环境仍具有较大压力。

文章基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构建了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水资源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确定了各指标权重，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水资源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和动力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综合发展存在粗放和不平衡问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不高，存在着东高西低的现象；黄河流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缓慢上升，经历了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的演变过程，总体上跨入了可接受的协调阶段；黄河流域耦合协调发展动力需要强化，存在外源动力不足、内源动力不充分、市场动力尚待激活等问题。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协调发展是流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首先分析了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机理，然后基于2010年、2015年、2019年和2020年4个时间节点黄河流域9个省（自治区）数据，构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对发展指数对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剖析与评价。结果表明：黄河流域9个省（自治区）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两者发展高度耦合，说明两大系统相互影响，交互耦合的紧密关系；但是两者发展的协调度较低，9个省（自治区）都处于失调状态，山东、河南、四川一直属于生态环境发展滞后型失调，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一直属于文旅产业发展滞后型失调，陕西从文旅产业发展滞后型失调发展为生态环境发展滞后型失调，山西则经历了生态环境滞后—共损型失调—文旅产业滞后—共损型失调交替发展。根据黄河流域9个省（自治区）生态环境与文旅产业发展的失调类型，提出统筹管理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耦合协调发展策略。

黄河流域是"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在我国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文章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模型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估,并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指数由2011年的0.316曲折上升至2019年的0.609,年均增长8.5%,其绿色发展指数由2011年的0.366逐步上升至2019年的0.652,年均增长7.5%,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指数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优于全国整体水平,其绿色发展指数整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劣于全国整体水平,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指数相较于生态环境指数前期增速较慢,后期增速则较快。(2) 2011-2019年,黄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指数平均得分为0.476,中游为0.425,下游为0.403,整体呈现上中下游依次递减格局,黄河流域上游绿色发展指数平均得分为0.473,中游为0.482,下游为0.527,整体呈现上中下游依次递增的分布特征,黄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平均得分为0.482,中游为0.467,下游为0.470,整体呈高-低-中分布,空间发展不均衡。(3)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由2011年的0.412增长至2019年的0.561,2011-2019年间整体呈现持续上升态势,略低于全国整体水平,其耦合协调度基础较好,但提升速度较为缓慢,中后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发展较为滞后。研究结果验证了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定量分析了2011-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以及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对于推动该地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应兼顾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弥补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建立跨区域互动合作和协同治理机制,实现上中下游地区均衡与协调发展。

文章从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这一视角出发，在解析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9—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与时空差异分析，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探究黄河流域内部耦合协调度差异的来源，并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对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演进趋势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但耦合协调水平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增长后劲不足；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下游、中游、上游耦合协调度呈现逐渐递减趋势；总体Dagum基尼系数在持续缩小，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是黄河流域基尼系数的构成主因；三大系统耦合协调等级转移概率存在区位差异，黄河上游的青海和甘肃在下一阶段仍将处于初级协调等级，中游地区达到中级协调的山西、陕西和内蒙古会继续保持在该水平，下游地区的河南和山东则有一定概率出现协调水平回落现象。

文章构建包含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网络应用、数字科研支撑共四个维度的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黄河流域九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各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数字经济内部的四个维度在不同省份表现悬殊。耦合协调分析发现，流域内各省份数字经济四个维度之间具有较强的相互作用，但协调性较差，属于数字科研支撑滞后型失调。因此，各省份要积极建立数字经济区域合作平台和数字技术协同创新平台，加强流域数字经济协同创新发展。

基于2010—2018年黄河流域7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探究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联动效应和网络结构特征。发现：(1)黄河流域内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变动趋势有较强的一致性，在时序变化上呈上升趋势。(2)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度以2014年为分界点，之前略微上升，之后呈下降趋势，总体上处于临界值0.5以上。(3)黄河流域各地级市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具有明显的网络关系，下游及部分中游地级市在网络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形成主受益、经纪人、净溢出及双向溢出等四大板块。

基于2010—2018年黄河流域7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探究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联动效应和网络结构特征。发现：(1)黄河流域内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变动趋势有较强的一致性，在时序变化上呈上升趋势。(2)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度以2014年为分界点，之前略微上升，之后呈下降趋势，总体上处于临界值0.5以上。(3)黄河流域各地级市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具有明显的网络关系，下游及部分中游地级市在网络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形成主受益、经纪人、净溢出及双向溢出等四大板块。

文章基于2006—2018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黄河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2006—2018年，黄河流域生态和经济系统综合指数均值均呈现上升态势，但分省份来看有短暂的波动现象。总体上，二者的耦合协调程度经历了“中度—良好—高度”协调的演变态势。黄河流域应继续坚持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努力实现黄河流域生态资源高质量价值化，进一步提升区域“生态-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探究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客观赋权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结合耦合协调、交互胁迫模型，基于黄河流域特征建立指标体系探究2008～2017年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和交互胁迫关系。结果表明：(1)时序变化上，黄河流域整体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水平较高(>0.8)且波动不明显，耦合协调度在小范围内呈“W”型波动上升，但旅游综合发展评价指数相对滞后致使其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状态；(2)空间演变上，上、中、下游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由下游的中级协调、中游的初级协调过渡到上游的濒临失调；相对发展类型空间分异明显，下游多为生态环境滞后型，上游多为旅游发展滞后型，协调型省份最少且生态环境滞后型省份呈递增趋势；(3)基于双指数函数模型，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存在交互胁迫关系，演变轨迹符合多个“S”型曲线组合的发展特征。可通过健全黄河流域旅游生态保护合作框架、完善相关制度等推动黄河流域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协同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2006～2022年黄河流域九省区9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结果表明：(1)2006～2022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总体从轻度失调发展到一般协调；(2)黄河流域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倒U型”影响；(3)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上述“倒U型”影响得以发挥的两条内在机制；(4)黄河流域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倒U型”影响仅显著存在于资源型城市和中上游城市。研究结论可为黄河流域持续有效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提供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维度的政策启示。

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构建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城镇化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09—2018年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旅游产业与城镇化3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值整体呈上升态势,但其增幅不同。城镇化系统增长态势明显,波动幅度较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系统小,系统耦合度波状上升,且为高耦合;在协调度时序上呈上升趋势,经历了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五个阶段,总体达初级协调。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城镇化系统呈现高耦合低协调的特征,且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表现为中游>下游>上游的倒"V"型格局。从省域来看,除陕西达中级协调外,其余省(区)都为初级协调。宁夏、青海、甘肃、陕西和山西旅游产业系统综合评价值较低,内蒙古、河南、四川和山东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值较低。

基于2005—2020年黄河流域10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生态化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产业生态化和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通过构建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以期为黄河流域产业生态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提供政策检验。结果发现：(1)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生态化耦合度水平整体处于磨合阶段，上中游地区耦合度低于下游地区。(2)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生态化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上处于初级协调状态，耦合协调度缓慢上升。(3)黄河流域产业生态化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关系以协调型为主，滞缓型和衰退型占比较少，耦合状况良好。(4)对动力因素分析而构建的Tobit模型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对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生态化耦合协调度均有显著影响。

基于2005—2020年黄河流域10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生态化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产业生态化和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通过构建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以期为黄河流域产业生态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提供政策检验。结果发现：(1)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生态化耦合度水平整体处于磨合阶段，上中游地区耦合度低于下游地区。(2)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生态化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上处于初级协调状态，耦合协调度缓慢上升。(3)黄河流域产业生态化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关系以协调型为主，滞缓型和衰退型占比较少，耦合状况良好。(4)对动力因素分析而构建的Tobit模型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对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生态化耦合协调度均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