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绿色发展是破解生态压力和农业结构转型双重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黄河流域划分为上中下游等3个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并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环境友好、生态保育、资源节约利用和产出高效等5个方面确定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分析方法,选取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分析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各省区内部耦合协调情况。得出如下结论:1)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区域层面发展水平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中游、上游和下游,省区层面的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最低的是山西;2)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差异性问题逐渐凸显,上中游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增速较快,下游较为缓慢,逐渐形成"尾部塌陷"的区域特征;3)黄河流域各省区的农业绿色发展内部耦合协调度呈增长态势但都处于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

农业绿色发展是破解生态压力和农业结构转型双重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黄河流域划分为上中下游等3个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并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环境友好、生态保育、资源节约利用和产出高效等5个方面确定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分析方法,选取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分析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各省区内部耦合协调情况。得出如下结论:1)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区域层面发展水平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中游、上游和下游,省区层面的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最低的是山西;2)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差异性问题逐渐凸显,上中游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增速较快,下游较为缓慢,逐渐形成"尾部塌陷"的区域特征;3)黄河流域各省区的农业绿色发展内部耦合协调度呈增长态势但都处于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

黄河流域是"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在我国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文章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模型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估,并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指数由2011年的0.316曲折上升至2019年的0.609,年均增长8.5%,其绿色发展指数由2011年的0.366逐步上升至2019年的0.652,年均增长7.5%,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指数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优于全国整体水平,其绿色发展指数整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劣于全国整体水平,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指数相较于生态环境指数前期增速较慢,后期增速则较快。(2) 2011-2019年,黄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指数平均得分为0.476,中游为0.425,下游为0.403,整体呈现上中下游依次递减格局,黄河流域上游绿色发展指数平均得分为0.473,中游为0.482,下游为0.527,整体呈现上中下游依次递增的分布特征,黄河流域上游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平均得分为0.482,中游为0.467,下游为0.470,整体呈高-低-中分布,空间发展不均衡。(3)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由2011年的0.412增长至2019年的0.561,2011-2019年间整体呈现持续上升态势,略低于全国整体水平,其耦合协调度基础较好,但提升速度较为缓慢,中后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发展较为滞后。研究结果验证了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定量分析了2011-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以及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对于推动该地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应兼顾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弥补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建立跨区域互动合作和协同治理机制,实现上中下游地区均衡与协调发展。

文章构建包含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网络应用、数字科研支撑共四个维度的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黄河流域九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各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数字经济内部的四个维度在不同省份表现悬殊。耦合协调分析发现，流域内各省份数字经济四个维度之间具有较强的相互作用，但协调性较差，属于数字科研支撑滞后型失调。因此，各省份要积极建立数字经济区域合作平台和数字技术协同创新平台，加强流域数字经济协同创新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覆盖区域广、服务成本低、融资速度快等优势，可以弥补传统金融在服务农业绿色发展中存在的短板。本文通过分析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构建指标体系量化分析黄河流域农业的绿色发展水平，并结合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整体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均呈现增长的趋势，但存在区域差异；两个系统的耦合度高度相关，但耦合协调度不高，其中，山东省、河南省和四川省处于良好协调等级，山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处于初级协调等级，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省处于中级协调等级。建议从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投入以及强化农业绿色发展等方面缩小区域差异，提高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为探究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程度，基于2001—2019年省域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价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度，并使用灰色关联模型对两者未来十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研究表明：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在时序上稳步增长，空间上黄河流域下游农业生态效率始终最高，上游有超越中游的趋势。耦合度从拮抗阶段提高至高水平耦合阶段，黄河流域下游率先进入磨合阶段与高水平耦合阶段，中游次之。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内处于轻度失调衰退与勉强协调发展阶段，预测未来十年黄河流域将有一半以上的省区耦合协调度达到中级协调发展及以上，各省区之间呈现差异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

为探究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程度，基于2001—2019年省域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价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度，并使用灰色关联模型对两者未来十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研究表明：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在时序上稳步增长，空间上黄河流域下游农业生态效率始终最高，上游有超越中游的趋势。耦合度从拮抗阶段提高至高水平耦合阶段，黄河流域下游率先进入磨合阶段与高水平耦合阶段，中游次之。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内处于轻度失调衰退与勉强协调发展阶段，预测未来十年黄河流域将有一半以上的省区耦合协调度达到中级协调发展及以上，各省区之间呈现差异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

本文基于黄河流域沿线省域面板数据，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流通业绿色发展与低碳经济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黄河流域沿线省域流通业绿色发展与低碳经济整体从低度耦合协调迈入高度耦合协调。分地区来看，呈现出“中下游发展较高，上游较低”的耦合协调关系发展趋势。从空间聚集性来看，流通业绿色发展与低碳经济耦合协调度具有一定的空间自相关性，且邻接省域耦合协调度产生相互促进影响。最后本文提出统筹黄河流域流通业与低碳经济发展、加大黄河流域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流通业产业聚集优势的相关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是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前提与基础。基于2010—2019年黄河流域沿线9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和耦合模型，测算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并对其进行时空分异特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者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作用。（2）黄河流域沿线省份绿色金融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流域间省份存在发展差异。（3）黄河流域“绿色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度均值实现了由拮抗阶段到磨合阶段的提升，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促进作用增强。（4）黄河流域“绿色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实现了由低度协调到中度协调的跨越。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是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前提与基础。基于2010—2019年黄河流域沿线9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和耦合模型，测算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并对其进行时空分异特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者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作用。（2）黄河流域沿线省份绿色金融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流域间省份存在发展差异。（3）黄河流域“绿色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度均值实现了由拮抗阶段到磨合阶段的提升，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促进作用增强。（4）黄河流域“绿色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实现了由低度协调到中度协调的跨越。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2)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3)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

基于2010—2018年黄河流域7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探究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联动效应和网络结构特征。发现：(1)黄河流域内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变动趋势有较强的一致性，在时序变化上呈上升趋势。(2)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度以2014年为分界点，之前略微上升，之后呈下降趋势，总体上处于临界值0.5以上。(3)黄河流域各地级市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具有明显的网络关系，下游及部分中游地级市在网络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形成主受益、经纪人、净溢出及双向溢出等四大板块。

基于2010—2018年黄河流域7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探究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联动效应和网络结构特征。发现：(1)黄河流域内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变动趋势有较强的一致性，在时序变化上呈上升趋势。(2)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度以2014年为分界点，之前略微上升，之后呈下降趋势，总体上处于临界值0.5以上。(3)黄河流域各地级市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具有明显的网络关系，下游及部分中游地级市在网络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形成主受益、经纪人、净溢出及双向溢出等四大板块。

基于2005—2020年黄河流域10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生态化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产业生态化和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通过构建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以期为黄河流域产业生态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提供政策检验。结果发现：(1)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生态化耦合度水平整体处于磨合阶段，上中游地区耦合度低于下游地区。(2)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生态化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上处于初级协调状态，耦合协调度缓慢上升。(3)黄河流域产业生态化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关系以协调型为主，滞缓型和衰退型占比较少，耦合状况良好。(4)对动力因素分析而构建的Tobit模型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对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生态化耦合协调度均有显著影响。

基于2005—2020年黄河流域10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生态化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产业生态化和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通过构建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以期为黄河流域产业生态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提供政策检验。结果发现：(1)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生态化耦合度水平整体处于磨合阶段，上中游地区耦合度低于下游地区。(2)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生态化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上处于初级协调状态，耦合协调度缓慢上升。(3)黄河流域产业生态化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关系以协调型为主，滞缓型和衰退型占比较少，耦合状况良好。(4)对动力因素分析而构建的Tobit模型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对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生态化耦合协调度均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