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绿色空间是城乡发展的生态基础，良好的绿色空间体系是协调城市发展和自然保护的重要保障。全面测度黄河下游城市区域绿色空间时空演变规律并探究其演变机制，有助于下游绿色生态走廊建设和滩区生态综合整治中的规划应对。【方法】以黄河下游4个城市济南、菏泽、郑州、新乡为研究对象，以1990、2000、2010、2020年为时间节点，基于土地利用二级分类和植被覆盖密度划分区域绿色空间类型，进而运用转移矩阵、景观格局指数、城乡梯度、地理探测等方法，对绿色空间时空演变的规律与机制开展定量研究。【结果】（1）30年间，绿色空间合计向裸露地表转出3 223 km~2，裸露地表向各类绿色空间转出1 181 km~2；绿色空间之间互相转换735 km~2，其中较高密度向较低密度绿色空间转出466 km~2，较低密度向较高密度绿色空间转出269 km~2。（2）各类绿色空间斑块数量减少，斑块平均面积、功能连通度增加，低密度绿色空间斑块面积比、面积加权平均形状指数减少是景观格局指数变化的普遍规律。（3）城乡梯度上，低密度绿色空间的波峰、波谷移动明显，高、中密度绿色空间相对固定。（4）自然环境因素对济南、郑州、新乡区域绿色空间分布产生主导影响，社会经济因素解释力的累积值增加了3.1%～8.4%，因子间的非线性增强效果逐年提升。【结论】30年间，区域绿色空间总量损失，绿色空间内部转移以中、高密度向低密度的转出为主，各级城镇建成区边缘、宽滩区沿线转移较多；景观格局的总体变化趋势为由明显波动到趋近平稳、由破碎分散向整合连通，中、高密度绿色空间指标的改善态势在区域性中心城市更为明显；城乡梯度特征在城市间、绿色空间类型间存在较大差异；影响因子间对绿色空间地理分布的协同作用渐增，绿色空间逐渐成为自然-社会互构的结果。未来应“因城制宜”地促进城市区域绿色空间由“屏障”转为“枢纽”。

探索黄河流域绿色农业专业村的空间格局与演变规律并解析其动力机制,对推进黄河流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全国一村一品统计调查数据,综合运用最近邻分析、空间扫描统计量等方法,分析了黄河流域绿色农业专业村的时空分布特征,揭示了驱动专业村绿色发展格局演变的主要机制。结果表明:(1)2008—2017年黄河流域绿色农业专业村的数量发展经历了波动增长的演变过程,但整体而言其绿色农业发展程度还不高;(2)绿色农业专业村在黄河流域各个地区之间的分布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其分布密度沿黄河支流从东部到西部、从下游到上游逐渐降低,密度高值区主要分布于中下游地区;(3)黄河流域绿色农业专业村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特性且其空间集聚程度正日益提高,显著集聚区域的空间范围逐渐从黄河流域下游向中上游扩展;(4)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源的存在、政策制度、市场环境和绿色技术的创新扩散与应用共同推动着黄河流域绿色农业专业村空间格局的不断演变。研究可为我国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目的】以长沙、大连、南昌和深圳为例,探究城市绿色空间格局近30年来的时空演变规律及主要影响因素,为完善城市景观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和模型提供数据支持,为城市绿色空间管理提升和政策调整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30 m分辨率的Landsat TM/ETM+合成影像为数据源,运用NDVI阈值将绿色空间分为4种类型,利用景观指数量化绿色空间格局特征,并引入距离归一化指数(NDI)进行城乡梯度分析,使用Mann-Kendall趋势检测分别计算绿色空间格局在时间和城乡梯度上的单调变化趋势,运用时间动态弯曲法(DTW)探究不同城市绿色空间格局时空变化轨迹的差异性,采用最大信息非参数勘探法(MINE)对影响绿色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1985—2011年,长沙、大连和深圳高密度植被面积比例平均增加0.26%,斑块面积平均增加0.11 hm~2,而中密度植被面积比例平均下降0.40%;中密度植被平均斑块面积在南昌和深圳均呈上升趋势,分别增加0.15和0.04 hm~2,而在长沙和大连则分别减少0.01和0.08 hm~2;低密度植被面积比例和平均斑块面积在长沙和南昌均呈增加趋势,其面积比例分别增加0.12%和0.23%,平均斑块面积分别增加0.04和0.01 hm~2,而在大连和深圳则均呈减少趋势,低密度植被面积比例分别减少0.22%和0.63%,平均斑块面积分别减少0.04和0.06 hm~2;高密度植被面积比例在长沙和南昌呈"∩"型轨迹;低密度植被面积比例在长沙和深圳呈单调下降轨迹,而在大连和南昌呈"∪"型轨迹;绿色空间格局的时空变化与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市人口比例和城市市区面积比例之间有极强的非线性相关。【结论】1985—2011年,长沙、大连和深圳高密度植被比例增加,其斑块空间分布更集中,而中密度植被则相反;所选城市中,内陆城市的低密度植被比例增加,破碎度减少,而沿海城市则相反;绿色空间的城乡梯度轨迹主要呈3种规律,一是抛物线"∩/∪"型,二是平稳"—"型,三是递增或递减型;绿色空间在城市中心或城郊区域有显著的大幅变化趋势。

基于绿色智慧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修正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探讨了黄河流域绿色智慧城市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黄河流域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下游—中游—上游”依次递减的分布特征，且下游增速最快，极化特征明显；黄河流域绿色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网络联通性较好且不存在等级结构，空间关联的紧密度和稳定性不断增强，但城市间的协同性仍需进一步提升；郑州、西安和济南等省会城市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位置，烟台、威海等东部沿海城市和上游多数城市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空间关联网络分为四大板块，兰西和关中平原城市群为“净溢出”板块，山东半岛城市群为“净受益”板块，宁夏沿黄和呼包鄂榆城市群为“经纪人”板块，晋中和中原城市群为“双向溢出”板块；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地区差异会增强绿色智慧城市间的联系，信息网络差异则会抑制绿色智慧城市空间关联程度的提升。

黄河流域的绿色发展需要法律协调机制的保障。黄河流域九省区都拥有各自的立法权，流域现行法律之间存在不协调性且各省区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因此，各省区之间的地方性立法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且跨区域立法存在合宪性以及流域协议法治化程度不高等问题，会对黄河流域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应当建立一套长效的法律协调机制，用以协调解决各省区之间地方性立法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协调各省区之间利益冲突、提高流域协议法治化程度、协调流域现行法律之间存在的冲突。同时，通过该机制以立法技术建立跨区域法律协调机制，九省区立法主体在同一时间通过相关法律，解决跨区域立法合宪性问题，实现沿黄九省区绿色健康发展。

城市绿色空间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城市绿色空间演变及其生态效益，揭示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能够为改善生态环境、协助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基于合肥市区的遥感影像图，借助ENVI、ARCGIS、ArcView等相关软件，利用监督分类法对其进行解译分类，分析绿色空间演变及其在固碳、空气净化、暴雨径流削减、热岛效应等方面的生态效益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合肥市区绿色空间面积降低516.59 km~2,其中大部分转变为建设用地，转化面积占据了2020年建设用地面积的74.9%,无植物覆盖、低植被覆盖度地区增加255.5 km~2,景观格局向破碎化且异质化发展；(2)合肥市区绿色空间生态效益在总量上共计减少4.2亿元，固碳、大气污染物去除、暴雨径流削减分别减少了1.77亿元、548.9万元以及2.61亿元，同时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增至原来的700倍；(3)原围绕中心城区、长江西路等地的高温区，随城市空间扩展而不均匀的扩散到合肥市区范围内的大部分地方，同时研究区域内地表温度随区域植被覆盖度降低而增高，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合肥市区城市绿色空间面积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而降低，其产生的生态效益也随之降低，致使城市出现生态系统服务能力降低、生态供需失衡、热岛效应加强等问题。

探究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差异成因是实现黄河流域城市绿色用水效率协同提升的关键。文章基于生态地理区划，运用DEA-DDF模型、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时空分析等方法对黄河流域2008—2019年48个城市绿色用水效率的时空演变、空间集聚与时空跃迁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从内外两个方面揭示空间分异驱动力的来源。结果显示：（1）黄河流域城市绿色用水效率变动呈现“W”型的演进态势，区域绿色用水效率绝对差异有所扩大。（2）黄河流域绿色用水效率呈现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半湿润区和干旱区城市以低高-空心型集聚特征为主，半干旱区具有均衡分片集聚特征。（3）黄河流域绿色用水效率具有动态的空间结构，半干旱区空间结构变动较大。发生跃迁的城市类型排序为高效率制约型>低效率驱动型>低效率制约型>高效率驱动型。（4）黄河流域绿色用水效率的空间分异内源驱动因子中经济产出影响力最强，外源驱动因子中对外开放影响力最强。分区域来看，半湿润区的核心影响因子是经济产出和废水排放，半干旱区的核心影响因子是技术创新。

文章基于黄河中下游地区68座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黄河中下游地区能源绿色消费水平空间纹理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黄河中下游地区能源绿色消费水平先后经历了平稳期、波动期、显著增长期3个阶段,关中平原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典型城市的"U"型变化特征明显;能源绿色消费水平呈现"西南—东北"方向递增的阶梯状空间格局,并形成以北京市、郑州市、济南市为核心的三大聚集区;技术创新和人才引进对能源绿色消费水平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具有明显抑制作用;技术创新和人才引进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表现为负向的溢出效应,其余因素影响并不明显。

文章基于绿色竞争力的核心理念，构建涵盖经济驱动、创新产出、能源节控、环境规制和社会保障五个维度的黄河流域制造业绿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层次聚类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对黄河流域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指数进行综合测算，并探索其时空演化特征。研究表明：黄河流域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指数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制造业环境规制层面，而社会保障与经济驱动的作用效果相对不足；2009―2021年黄河流域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指数整体上呈现良性发展态势，存在较为显著的“城市阶梯”和“中流驱动”特征；黄河流域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指数具有空间正相关性，表现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特征，同时其空间分布仍存在黄河流域下游极化现象，呈现以黄河流域下游为核心、向中上游区域梯度递减的态势。

随着绿色税种相关法律的正式实施，中国已构建起以环境保护税为主体，以资源税、消费税等税种为辅助的绿色税收体系，在推动区域全面绿色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完善绿色税收体系促进流域绿色增长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3—2022年黄河流域9省区100个地级市的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对绿色税收促进绿色经济增长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绿色税收对黄河流域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环境保护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较弱。(2)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税收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具有中介效应。绿色税收通过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而促进绿色经济增长。(3)绿色税收对黄河流域不同地区和不同资源状况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相较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和非资源型城市，绿色税收对中下游地区和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为更好地促进绿色低碳发展，需要持续完善绿色税收体系，适时扩大绿色税种征税范围，进一步调整优化税率，积极落实绿色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绿色发展增添动力。同时，加强部门协作，完善税收征管模式，充分发挥绿色税收职能作用，提供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为实现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提供坚实的绿色税收支持。

水资源效率低导致的黄河流域水资源供求关系紧张是推进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的阻碍。本文基于2007～2019年黄河流域56个城市面板数据,从河流生态水文分区视角进行划区。通过Super-DDF模型测度城市绿色水资源效率,构建Tobit模型来分析影响黄河流域绿色水资源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1)流域整体绿色水资源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不同分区效率值差异明显;(2)城镇化、环境规制、水资源可用度和人力资本水平显著促进效率值的改善,水资源供求和水资源禀赋影响显著为负,经济发展水平对效率的影响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曲线关系;(3)各影响因素对黄河流域绿色水资源效率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本文对提升黄河流域绿色水资源效率,缓解该流域用水矛盾,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利用黄河流域65个重点城市2001—2017年的面板数据,基于非径向、非角度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L指数,测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区位、时期差异特征,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①2001—2010年,上游城市增长动力源于绿色技术效率,中下游城市源于绿色技术进步,2011年以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普遍呈现增长趋势。②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FDI全时段、第二阶段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第一阶段正向影响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阶段的影响系数略小,且对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为负。③上游城市FDI在全时段、第一阶段影响为正,中下游城市在全时段、第二阶段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有正向影响,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仍是短板。相应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优化要素配置,注重规模效应,着力提升绿色技术效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制定差异化引资战略,提高FDI质量和水平;健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同监控机制,保障经济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加强绿色科技研发、提高投资成效和金融服务水平。

从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绿色生活以及增长质量5个方面综合构建了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黄河流域50个城市2007—2019年绿色发展水平，并采用泰尔系数、空间面板收敛模型对其时空格局及收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在研究期间内呈规律性波动趋势，整体水平有所提升；从泰尔系数分析结果来看，区域差异总体呈下降趋势，进一步分析得出地区内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从收敛性分析结果来看，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未显现出明显的σ收敛特征，且在各个地区内均存在明显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但实证结果在不同地区层面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针对当前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显著空间差异，各地政府应强化区域协同发展理念，通过区域间合作联动，发挥空间溢出效应，推进地区协调可持续发展。

绿色制造是实现生态工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正在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绿色制造的提出与实施对制造业及其产品的影响是本质的、革命性的。本文通过分析和研究制造业产品属性的演变过程,总结了制造业产品属性的演变规律,并指出制造业绿色产品属性的发展趋势。

文章使用GML指数构建2011—2020年黄河流域86个城市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指数，并通过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出各城市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合作强度，同时辅以社会网络分析法和二次指派程序法（QAP）对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合作强度逐渐增强，表现出“马太效应”和“高高—低低”集聚现象；同时合作网络的密度逐渐提升，中上游地区制造业的绿色发展依赖于下游地区的辐射带动。（2）青岛、济南、郑州、西安、鄂尔多斯等城市作为合作网络中的“领导者”和“中心行动者”，影响着制造业合作网络的构建，进而带动其他城市制造业的绿色发展。（3）根据对外依存性将城市划分为外向型、均衡型和内聚型；权力层次上分为核心领导者、次核心领导者、一般合作者和边缘合作者。（4）空间关系、经济效益、政策法规和地区制造业承载力对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的影响显著程度均存在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