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背景下,选取2013—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Bootstrap和逐步OLS回归方法,研究高质量审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审计促进了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研发投资,分组回归后发现,非国有企业中高质量审计和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在高质量审计与研发投入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即较高质量的审计缓解了融资约束程度进而推动企业开展研发活动。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如何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政府及企业面对的共同课题。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结合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显著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融资约束和企业代理成本是企业社会资本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中介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与企业规模、所有权以及市场外部环境密切相关，表现为在规模较小、民营、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企业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内容，拓展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为企业在部署长期发展战略的问题上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重污染企业亲社会行为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企业融资约束在企业亲社会行为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发现，重污染企业的亲社会行为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并且验证了企业融资约束在其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企业的亲社会行为帮助企业改善了企业形象，进而影响到利益相关者并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更好地融资，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此外，研究又进一步基于产权性质、地理位置等一系列因素进行了分析。本文丰富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并为重污染行业企业如何进行高质量转型、提升发展质量提供了实证依据和更多的思路及建议。

成本管理和研发投入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文章以2012—2018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成本管理视角研究了费用粘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费用粘性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呈倒U型关系,费用粘性小于0.4314时对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费用粘性大于0.4314时对研发投入具有抑制作用,证明了费用粘性的经济后果具有不同的区间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弱化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对深入理解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和费用粘性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研究企业微观决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借鉴。

本文选择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间深交所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信息披露质量、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企业在研发投入时，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信息披露质量提高将有利于企业开展研发工作，但是从子样本的结果来看，如果企业发展足够成熟，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研发投入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国有产权性质对信息披露质量与研发投入的正相关有减弱作用。

文章基于中国制造业1040家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而且其在不同融资约束企业中存在差异:当补贴规模较小时,政府补贴对低融资约束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但对高融资约束企业没有产生促进作用;当补贴规模跨越一定门槛后,政府补贴对高融资约束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大于对低融资约束企业的促进作用。本文还发现,低融资约束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显著多于高融资约束企业,这表明补贴规模与激励效应大小之间存在一定错配。因此,政府对补贴企业筛选与评估时需要考虑企业融资约束,并实行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补贴额度,以提升政府补贴的效果。

专利执行保险对加大研发专利的保护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是否能最终提升企业竞争力，有待于进一步检验。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专利执行保险的实施对于企业竞争能力的影响，并从研发能力和融资约束的视角考察其中介效应与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专利执行保险的实施与企业竞争力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专利执行保险提升了企业研发投入，最终体现在企业价值增加以及市场份额扩大，从而使得企业竞争能力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专利执行保险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主要存在于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为了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使用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进行附加测试，结果依然稳健。研究结论为专利执行保险在我国的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扩大专利执行保险制度实施范围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2012—2016年润灵环球发布企业社会责任评分的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研发投入三者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一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研发投入的关系;二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研发投入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全样本中企业社会责任对研发投入有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部分是通过融资约束这个中介路径实现的;在产权性质分组样本中企业社会责任对研发投入的促进关系仅在民营企业中显著,且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比国有企业更加显著。

文章将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相匹配，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系统GMM模型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地减轻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二级指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对于东中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零杠杆融资策略作为解决资本结构问题的一种"角落方案",因其特殊性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关于这种极端融资策略使用背后的动机是学术界一直想要探索的疑惑。本文基于2012-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探究了研发投入对上市公司零杠杆策略选择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检验了研发投入影响企业极端融资选择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研发投入的公司选择零杠杆融资策略的可能性更大,并且证明了企业避税以及融资约束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传导机制,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研究有助于从根源上理解高研发投入上市公司选择零杠杆策略的原因,同时为企业作出这种极端融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国企业在筹资过程中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对企业成长造成了制约，数字金融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文章以2017—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区域数字金融水平调节下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关系。通过系统分析以及基于规模异质和产权异质的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融资约束显著负向影响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无关，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数字金融在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的曲线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大型企业要比中小型企业更加明显，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影响显著。研究不仅强调了企业要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成长，也为政府不断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增强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关注，营造良好的数字金融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ESG作为可持续导向下企业运营的新理念，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文章以2012—2022年温州22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基于研究样本，ESG表现对于温州企业高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ESG表现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作用于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研发(R&D)投入是需要大量的资金长期持续性的投入,外部融资资源获取则是影响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关键因素。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否扩大企业的融资资源获取渠道、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资金来源、解决企业研发投入的资金问题以推动企业研发投入是一个亟需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2～2006年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地区金融发展积极地推动我国上市公司的R&D投入。并且,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R&D投入的这种正向影响对小规模企业和私有产权控制的企业更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政府干预弱化了金融发展对企业R&D投入的积极影响。本文为理解...

本文选取2014-2016年河南省新三板科技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对金融支持、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进行分析发现:企业受到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越低;金融支持的力度越强,企业创新研发投入越高;金融支持能够显著抑制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