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司治理机制中董事会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董事长负责召集并主持股东大会、董事会,董事会通过董事投票权、对股东大会提案建议权做出经营决策。从管理实践活动来看,一方面,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代理机构,董事会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另一方

本文从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的角度,考察了管理层业绩预告发布后短窗口内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变化。无论是基于公司层面还是分析师层面样本的研究均表明,业绩预告发布后,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与业绩预告消息显著正相关;并且,当业绩预告为好消息、点估计形式以及可靠性高时,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幅度与业绩预告消息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拓展性检验还发现,管理层业绩预告有助于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误差,即分析师预测是朝着更准确的方向进行修正。上述证据表明,管理层业绩预告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额外的有关公司预期盈余的信息,分析师可以据此形成更为准确的盈余预测,进而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

女性高管与会计行为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以中国资本市场2007~2012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女性高管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女性高管显著增加了盈余管理程度;女性关键高管(董事长和总经理)调节了女性高管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中,女性关键高管的调节作用显著增强。在中国情境下女性高管抑制盈余管理的积极作用受到限制,但当存在女性关键高管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中时,女性高管的受限程度会减弱。

住房公积金是“工资税”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考察其对就业的影响。虽然公积金有助于研发型企业招聘更多的职工，但由于公积金会降低盈利能力，从而引发企业收缩生产规模，导致对企业雇佣人数的总效应为负。异质性分析发现，负向影响在融资约束强、低利润率等组别中显著存在，并且主要影响低教育水平职工和男性职工。本文还分别考察了缴费率提高和下调的影响，结果均发现缴费率和雇佣人数有负相关关系，这表明降低缴费率有助于稳定就业。

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长期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再允许转回,这也是目前国际会计准则与我国会计准则的少数重大分歧之一。毫无疑问,这一规定体现了谨慎性原则的要求,也压缩了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制度

我国目前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就业问题。每年新增劳动力有１１００万到１３００万，其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约有７００万，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现在大约有１３７亿，城镇企业的富余劳动力（包括已下岗的和尚在岗的富余人员）约有２２００万，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员有５５...

企业财务造假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的秩序，降低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使用来自第三方的企业线上销售收入数据，检验这种非传统数据在识别企业盈余操控行为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线上销售数据能在一定程度反映企业的销售状况。年报披露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和线上销售收入增长率的差异越大，企业盈余操纵程度越高，未来因虚构收入而被监管部门处罚的可能性越大。这一发现证实了线上销售数据在识别和验证企业盈余操纵的有效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线上销售数据的识别功能主要体现在盈余操纵动机较强和外部监督较弱的企业中。此外，本文还发现年报和线上销售收入增长率差异较大的企业，盈余持续性更差。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资本市场的监管机构、外部审计机构和投资者判断企业财务信息质量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违规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降低了企业违规，数字金融通过发挥资源效应、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降低企业违规，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以及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进而降低企业违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广度和深度都可以抑制企业违规；数字金融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表现为互补作用，即传统金融发展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更好。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金融和企业违规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也为推动数字化建设、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通过引入一个"银行-企业-存款人"多阶段博弈模型建立理论分析框架,阐释非利息成本节约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内在机理,并利用Bank Scope数据库中2003年~2015年133家国内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非利息成本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非利息成本节约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非利息成本节约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效应在不同规模银行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相较于小银行,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通过同等单位的非利息成本节约能降低更多的风险。因此,为了降低商业银行风险,在经营过程中要控制非利息成本,加强对非利息成本的监管。

通过引入一个"银行-企业-存款人"多阶段博弈模型建立理论分析框架,阐释非利息成本节约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内在机理,并利用Bank Scope数据库中2003年2015年133家国内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非利息成本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非利息成本节约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非利息成本节约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效应在不同规模银行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相较于小银行,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通过同等单位的非利息成本节约能降低更多的风险。因此,为了降低商业银行

本文考察增加地区教育投入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教育投入与企业劳动力成本显著负相关，该影响主要存在于福利性货币薪酬、拥有适龄子女和学历较高的职工、国有企业、养老保障水平较低与户籍限制宽松的地区。进一步分析显示，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是上述影响的主要机制，且人工成本的下降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脱实向虚”问题。研究表明，增加地区教育投入在缓解劳动力成本压力方面具有正外部性。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本文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商业银行微观层面的数字金融指数构造方法,以2011-2020年中国175家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整体风险承担显示出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但存在结构性差异;数字金融冲击下银行表内业务风险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而表外业务风险表现出了集聚的倾向,这一结果在考虑使用工具变量以及反事实检验之后依然稳健;其作用机制在于,数字金融的扩张压缩了商业银行表内业务的收入空间,增强了银行拓展表外业务的动机,进而导致表内业务风险存在向表外业务转移的迹象。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影响效应在非上市以及资本充足率更低的商业银行样本中表现的更加突出。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就业者与岗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就业匹配质量低意味着个人和社会的人力资本不能被充分利用,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生产力损失。提升就业匹配质量是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社会网络是劳动者求职过程中的重要资源。文章首先通过理论模型分析社会网络对就业匹配质量的影响机制,然后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对农村背景人群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有助于降低过度教育概率,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这一结论在以是否有家谱或族谱和春节期间来拜访的亲友家数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中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信息传递和提升人际信任度作用于就业匹配质量。文章认为,减少职业搜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搜寻摩擦对于提高就业匹配质量和缓解结构性矛盾都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通常被认为是杠杆率高企的主要原因。由此,降低间接融资占比被视为去杠杆的有效手段。然而,本文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系统分析了间接融资占比与杠杆率之间关系,并利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之后,认为这一论断有待商榷。(1)间接融资占比与杠杆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而非已有多数研究认为的正相关关系,间接融资占比并非越低越好。(2)间接融资占比与杠杆率之间U型曲线的拐点值会受到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信贷资金配置效率越高,U型曲线的拐点值越高。反之,U型曲线的拐点值越低,间接融资占比上升更容易推动杠杆率上升。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高杠杆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间接融资占比偏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偏低才是更为重要的原因。通过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等相关举措来提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更有助于推动中国杠杆率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