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2012-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基于锦标赛理论、行为理论及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考察了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全样本下,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创新投入水平显著负相关。此外,本文利用成长性指数进一步对我国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样本进行分组研究发现,高成长性公司样本与低成长性公司样本中高管薪酬差距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来讲,高成长性公司样本中高管薪酬差距与创新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会进一步增强,而在低成长性公司样本中高管薪酬差距反而有利于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得如何保持其持续稳定的成长已成为一核心问题,而近些年来较大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也普遍存在于中小企业中,因此文章利用2008—2012年中小板131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将高管-员工绝对薪酬差距及以薪酬分位数比率来衡量的差距不公平性同时纳入研究体系,探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以及高管控制权对二者关系所产生的作用。文章研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在薪酬体系设计时,应将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在注重其激励作用的同时兼顾公平性,并应避免高管控制权在此过程中的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研究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路径，并且对比分析了企业环境因素及特有属性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存在阈值，呈“倒U”型关系；大部分高股权激励企业、市场竞争激烈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没有超过阈值，可以通过扩大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来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而高融资约束的企业扩大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则会限制企业的创新投入；国有企业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创新投入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以2009-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薪酬差距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薪酬差距通过提高管理者的风险承担水平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国有产权性质和高管权力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而较完善的地区市场环境会增强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文章有助于从高管薪酬差距角度考察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对于如何增强企业风险承担从而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利用2001—2009年沪深两市551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检验了RPE假说是否存在,以及公司成长性与薪酬合约中RPE使用程度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当基于同行业公司来划分参照组,公司业绩用资产收益率来衡量时,存在支持RPE假说的证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公司成长性越高,RPE的使用程度越低,两者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

本文利用2010-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高管薪酬差距、产品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与锦标赛理论一致;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当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高管薪酬差距对公司创新的正向影响越明显。分组检验发现:非国有企业样本中,高管薪酬差距、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创新的正向影响越明显;国有企业样本中,高管薪酬差距、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创新的正向影响越不明显。基于本文结论,希望能给上市创新决策提供借鉴。

本文构建企业成长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深入研究代理成本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与作用机理,进一步研究在薪酬差距这一要素影响下代理成本与成长性关系的变化,本文利用2012—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代理成本与企业成长性之间显著负相关;薪酬差距能有效提升企业成长性;薪酬差距显著削弱了代理成本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相关性。

公司独立董事之间互相兼职所构建的董事网络所提供的资源可以成为公司成长的源泉,尤其是通过影响连锁企业之间的高管薪酬激励方式的选择而影响公司的成长性。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PAJEK和多元统计分析,对2006-2009年553家中国上市公司,检验了董事网络对促进公司成长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公司董事网络对公司的成长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会促进连锁公司之间进行薪酬方式的效仿,也会促进连锁企业进行高管薪酬激励方式的转变;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方式的选择部分中介于董事网络与公司成长性。

高管薪酬的激励作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而很多学者忽略了同样具有激励作用的员工薪酬。本文对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研究薪酬激励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寻找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研究结果表明:员工薪酬与高管薪酬仅在国有中小上市公司中具有激励作用,可以提高其成长性;通过对薪酬差距的研究可知,在设计薪酬时不仅要考虑薪酬的绝对值和相对值,还应注意企业所处的具体情境,考虑高管团队协作需要、财务风险、技术复杂性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对薪酬差距的影响。

高管薪酬契约是重要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良好的薪酬契约结构是解决企业委托代理矛盾的重要手段,高管薪酬契约主要受到企业规模和业绩的影响。企业的成长性作为重要的公司特征变量,会影响高管薪酬契约的结构和效率。本文以2009~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企业规模和业绩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以及企业成长性对高管薪酬契约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企业规模和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企业的成长性特征会影响到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结构的设计,具体表现为,处于高成长阶段的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结构中规模的权重会增加,业绩的权重会减小。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指导企业根据自身的成长性特征设计薪酬契约...

本文选取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对高管激励和创新投入进行分析，并在构建成长性指数的基础上，检验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成长性的传导过程。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水平越高，企业创新投入越大，越具有成长性；但薪酬激励的作用有限。由此认为，创业板公司需要完善高管的长期薪酬机制，以推动高管在创新方面的投入，维持企业的竞争力和未来成长性。

文章以2007-2016年2109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法考察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薪酬差距对这种影响有效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海外背景与薪酬差距均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进一步地,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政府支持、经营目标多元化会引致技术创新动力欠缺,削弱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薪酬差距对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正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尤甚。希冀研究结论对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实践以及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优化提供借鉴。

利用2009～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水平和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但抑制了创新效率;市场竞争环境对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影响企业创新水平和创新效率具有调节作用,在市场竞争程度高的地区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并且处于高市场竞争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影响不因行业、企业规模及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而异。

设置合理的薪酬差距是激励高管团队的重要手段,也是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构成。合理的薪酬差距能够充分发挥激励作用,促进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一致,降低监督成本,提高高管团队努力程度,增强企业创新与变革能力,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选择2011—2016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对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并探究企业外部顾客需求不确定性和内部自身成长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为倒U型的曲线关系,即随着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的增大,企业绩效先增加后降低;顾客需求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随着顾客需求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会得到加强;企业成长性同样正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随着企业成长性的提高,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会得到加强。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所有制结构、治理水平和企业规模中,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本研究丰富了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企业完善薪酬制度,确定合理的薪酬差距,进而促进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高管薪酬差距是一个广受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关注的问题,其对高管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动机产生重要影响,并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已有关于薪酬差距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锦标赛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分别从相互竞争和公平的视角对薪酬差距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但是,这两种理论主要从薪酬差距对低薪酬获得者的立场,分析薪酬差距与创新的关系,忽视了薪酬差距对高薪酬获得者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以心理学视角,从CEO自信、企业家精神和CEO的内在激励角度探讨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监督型治理和信任型治理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对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采用2005年至2016年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数据,使用Stata 15. 0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没有显著影响,但对专利授予数量有显著影响,表明增加高管的薪酬差距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相对于发明专利,高管薪酬差距增加对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进一步地,监督型治理模式对高管薪酬差距与发明专利授予数量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但对高管薪酬差距与专利申请数量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信任型治理模式负向调节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申请专利数量之间的关系,却正向调节高管薪酬差距与专利授予数量之间的关系。综合分析可知,信任型治理模式能够提高企业创新的效率。把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信任机制引入委托代理框架,提出监督型治理和信任型治理两种治理模式,并分析治理模式对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为理解和缓解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启示,即为了促进企业创新,需要构建信任型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