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作为有效的激励手段,解决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所产生的代理问题,使高层管理人员与企业所有者利益不一致的问题得到了缓解,降低了代理问题给公司带来的价值损失。激励措施虽然增加了公司的价值,但也加剧了高层管理人员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以高管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研究风险承担与其之间的关系,并从创业板出发,利用上市公司2013—2017年度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风险承担在高管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影响中的中介作用路径,为公司治理的完善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文章利用管理当局与投资者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股权激励程度与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并利用我国2006~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股权激励程度对不同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股权激励程度(高管持股比例)增加,高管积极采用盈余管理行为分散自身风险,由于受到会计监管体系的影响,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没有明显变化,但是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增加。

为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理及其作用路径,本文引入风险承担这一中介变量,选取2010—2017年沪深A股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股权激励的实施能够有效缓解高管的风险规避倾向,提升高管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承担在高管股权激励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丰富了高管股权激励、风险承担与企业研发投入三者之间关系分析与经验证据。

使用2009—2013年我国创业板、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的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股权激励与审计定价的关系。通过对盈余管理类型及方向的细分,研究发现,在高管股权激励与审计定价两者关系的传导路径上,真实盈余管理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操纵性应计盈余管理间接效应不显著。通过调增方向与调减方向的真实盈余管理,高管股权激励与审计定价分别呈显著负相关、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高管股权激励起到双向作用,并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对审计定价产生了影响。另外,调减方向的两类盈余管理都与审计定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审计机构

本文以2013—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管理者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风险承担在管理者能力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且股权激励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能够通过增强风险承担水平弱化管理者能力对企业创新的抑制。

本文选取已经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寻找行业相同、规模相近的上市公司作为配对样本进行配对T检验,对管理层股权激励是否诱发盈余管理进行分析,得出管理层在基准年度下调盈余的结论,并经回归分析证实。本文分析管理层控制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得出结论是被激励董事的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正比例关系,总经理包含在激励计划在内的股权激励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相对大,说明管理层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基准年度会对报告盈余做出下调处理,而且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大,而独立董事的比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没有明显的反比例关系。

本文以2008-2011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薪酬也会对盈余管理产生显著影响;相对于股权激励,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大。因此建议上市公司应该合理的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从而避免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

本文以2006—2018年我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深刻探析了不同股权激励模式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与限制性股票相比,股票期权更容易导致高管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并且发现高管货币薪酬在股权激励模式与盈余管理两者之间具有调节效应,并且呈现“倒U型”的调节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充分发挥股权激励效果。

企业研发活动具有投资回报期长、高风险和专业性的特点。企业高管为了提高短期财务绩效,具有异常削减研发支出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本文将高管任职不同阶段的特征与声誉理论相结合,对高管任期如何影响研发支出盈余管理以及股权激励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研究。发现高管任职早期和晚期显著增强了企业削减研发支出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而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抑制高管任职早期和任职晚期对研发支出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

以2006—2013年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样本,采用Heckman方法,以逆米尔兹比率计量管理层风险偏好,分析管理层风险偏好、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三者之间作用关系。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风险偏好与公司风险显著相关,即风险偏好的管理层更倾向于股票期权激励,风险厌恶的管理层则倾向于限制性股票激励;在控制管理层风险偏好变量情况下,股票期权激励仍然具有风险激励效应,而限制性股票则没有风险激励效应。进一步分析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实施不同股权激励方式的激励效应,表明在实施股票期权公司中,国有企业风险激励效应弱于民营企业,

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的关系的解释有代理成本假说和风险规避假说。代理成本假说认为高管持股可以降低代理冲突,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当高管持股比例超过某一临界点时,壕沟效应出现,降低风险承担水平。风险规避假说则认为高管持股使高管的人力资本集中于某个公司,财富分散程度降低,加重了管理者的风险规避程度。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呈倒"U"形关系,这种倒"U"形关系只存在于产品市场竞争高组,这两个发现支持了代理成本假说;用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发现代理成本越高,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进一步验证了代理成本假说。本文较为完整地梳理了股权激励影响风险承担的逻辑,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

根据上市公司公布的股权激励方案,本文将行权条件划分为"严格型"和"宽松型",以我国2006-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激励有效期和行权条件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激励期限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严格型"激励条件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上述实证结果说明,适度延长股权激励的有效期,以及设计较为"严格"的激励条件有利于发挥其积极作用,抑制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

根据上市公司公布的股权激励方案,本文将行权条件划分为"严格型"和"宽松型",以我国2006-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激励有效期和行权条件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激励期限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严格型"激励条件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上述实证结果说明,适度延长股权激励的有效期,以及设计较为"严格"的激励条件有利于发挥其积极作用,抑制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

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1999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公司股票收益率的波动衡量风险承担水平,使用公司投资对边际Q的敏感性衡量资本配置效率,深入分析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探讨公司风险承担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以及股权激励对这种影响的作用,借助Stata统计分析工具,利用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有助于管理层克服风险规避倾向,促使管理层更注重公司长期利益,降低公司代理问题,进而促进公司风险承担;而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公司对投资机会的充分利用,进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与非股权激励...

目前围绕股票期权激励对高管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经典代理理论基于代理人风险规避假设,认为授予高管股票期权越多,收入就越具凸性,其风险承担水平也就越高;而行为代理理论突破这一假设后却认为,高管对股票期权产生心理禀赋,其风险承担水平并不随着股票期权授予的增加而提高。将股票期权激励区分为预期价值和禀赋价值两种异质价值,运用P-P法和F-L法两种测量高管风险承担水平的方法,以2006年至2016年中国沪深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股票期权激励两种异质价值分别与高管风险承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股票期权激励异质价值对不同产业下高管风险承担方向的影响,并借鉴HOVAKIMIAN et al.的研究思想构建最优风险承担估计模型,探讨股票期权激励是否导致高管过度风险承担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①股票期权激励预期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禀赋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②货币薪酬强化了股票期权激励预期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的正相关关系,弱化了股票期权激励禀赋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任职危机弱化了股票期权激励预期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的正相关关系,也弱化了股票期权激励禀赋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但在职消费对上述关系的影响并不明显。③股票期权激励异质价值对不同产业类型高管风险承担影响的方向有所不同,在高科产业中,主要影响高管研发投入和经营集中度方面的风险承担;在传统产业中,主要影响研发投入和杠杆水平方面的风险承担。另外,高管对股票期权激励预期价值的追逐导致其过度风险承担。研究结果对经典代理理论与行为代理理论的分歧给予了一个新的解释。建议公司在制定高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时统筹考虑行权价格、薪酬组合和业绩考核标准等因素,以促进激励目标的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