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10-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晋升压力这一隐性激励机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管晋升压力的加大削弱激励机制的效果,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与意愿下降,而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减弱由于晋升压力过大导致的风险承担不足的行为,促进企业风险承担。研究表明,高管晋升压力过大不利于激励管理层的风险承担,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调节激励效应中的失灵现象。因此,企业既要重视隐性激励机制的适度性,更要重视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和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确保适度的风险承担对企业价值增值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

本文以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晋升激励是否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同时，考虑不同产权下的职位晋升对风险承担的激励效应差异。研究结果表明：（１）晋升激励能够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但这一激励效应仅存在于民营企业当中，国有企业的晋升激励对风险承担没有显著性影响；（２）对于风险承担，股权激励、薪酬激励均不能对其产生显著性影响，只有晋升激励具有有效性；（３）当国有企业民营化时，晋升激励仍然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４）央企的风险承担水平要比地方国有企业高。本文丰富了晋升激励研究，同时，对于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结合激励替代效应、资源依赖理论和管理者自利理论,以2009年和2014年两次"限薪令"为背景,以2001—2008年和2009—2014年"限薪令"实施前后两个时间段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限薪环境下的晋升激励与国企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都会刺激高管承担风险且两种激励手段对高管风险承担的动机存在替代效应,即限薪前两种激励手段对国企风险的影响都比较显著,限薪后,薪酬激励对国企风险的影响下降,晋升激励对高管承担风险的影响显著提高。其他外部环境变量,如国企所在的行业和所处

结合激励替代效应、资源依赖理论和管理者自利理论,以2009年和2014年两次"限薪令"为背景,以2001—2008年和2009—2014年"限薪令"实施前后两个时间段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限薪环境下的晋升激励与国企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都会刺激高管承担风险且两种激励手段对高管风险承担的动机存在替代效应,即限薪前两种激励手段对国企风险的影响都比较显著,限薪后,薪酬激励对国企风险的影响下降,晋升激励对高管承担风险的影响显著提高。其他外部环境变量,如国企所在的行业和所处的年度,对研究没有显著影响。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本文从高管晋升纵向、横向两个角度,研究了晋升激励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纵向晋升激励能够提高公司内部控制质量;高管横向晋升激励也能够提高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而且,横向晋升激励对内部控制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强制实施内部控制指引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但其也会削弱高管晋升在内部控制质量中的激励效应。并更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解释变量、采用差分数据、考虑内生性问题等多种手段,确保实证结论稳健。本文研究结论,不但扩展了晋升激励研究范畴,也从新的视角研究了内部控制质

基于国企高管的"政商"双重身份的视角,研究其在晋升和薪酬激励下的行为差异,指出晋升和薪酬的激励目标是不同的。研究发现:国企高管的晋升与业绩不相关,而与非经济指标相关;不同的晋升途径导致高管的行为不同,政治晋升与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非效率投资正相关,非政治晋升与关联方占用正相关;在高管晋升前的任职期间即晋升激励较强时,薪酬与业绩正相关,而与非经济指标不相关;晋升激励非经济目标,而薪酬只激励业绩。

本文从高管晋升激励和考核机制的角度为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低下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本文认为，在货币激励受限以及我国社会崇尚权力的情况下，晋升激励是对国有企业高管更为有效的激励方式。并且，晋升的考核机制是决定高管行为选择的方向。在同样的晋升激励下，不同的考核机制会导致高管产生不同的行为选择。当考核短期化并以利润等规模指标为主，晋升激励促使高管为提高短期业绩，增加个人晋升机会而降低研发投入水平的低下。而当ＥＶＡ考核指标降低研发支出对当期利润的不利影响，有利于高管业绩评价时，高管则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以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５年间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

国有控股银行的高管面临双重激励,他们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薪酬,还有机会在政治上获得晋升。文章构建了衡量银行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的方法,并利用82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高管的个人数据,分析了高管双重激励与银行风险的关系以及两类激励之间的替代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不管高管是董事长还是行长,薪酬的增加都会激励其更好地管理银行,降低银行的破产风险,但政治晋升激励对银行风险的负面影响仅对董事长成立。此外,薪酬激励与政治晋升激励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而且当前银行高管薪酬的平均水平非常接近实证分析得到的门槛值。因此,维持当前银行高管的薪酬水平而改进其薪酬结构是未来更为可行的方向,这为近期央企高管薪酬改革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出发,以2002～2016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管理层业绩目标制定过程中的收入目标松弛行为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目标松弛能够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驱使管理层基于股东利益行事,说明了业绩目标契约能够起到治理作用,这种关系在民企表现更为明显;同时还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和在职消费激励均弱化了收入目标松弛的企业风险承担效应,而货币薪酬激励的抑制作用在民企表现得更明显,在职消费的负向调节作用在国企表现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企业如何处理目标设置过程中的松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代理问题的存在会导致管理者"短视",出于私利,管理者往往不愿意承担风险,这虽然会给企业带来短期经济利益,但也会给未来发展埋下隐患。为解决此类代理问题,高管团队成员激励将发挥关键作用。因此,研究高管团队激励对企业绩效影响,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以及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影响,对于中国企业的激励契约设计、经济增长和潜在风险认识均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本文基于现金持有价值视角,以优序融资理论和代理理论为基础,考察了外部投资者对国企高管晋升激励行为的反应。研究发现,国企高管面临晋升激励时,外部投资者对公司持有的超额现金给予折价,超额现金持有价值显著减少,这说明超额现金持有体现了晋升高管的"代理观"。产品市场竞争与投资者保护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有效地降低了晋升高管的超额现金持有,缓解了外部投资者对超额现金持有价值的折价。进一步研究表明,晋升高管更可能利用超额现金从事过度投资、低质量并购等非现金分红活动。本文研究说明晋升激励并未有效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研究结论对于当前推进的国企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本文参考地方政府政绩需求和国资委对国企高管的考核标准，将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和盈余管理行为视为政治迎合行为，并搜集了我国沪深两市Ａ股市场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的数据，研究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政治迎合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政治晋升激励会导致国企高管为了获得政治晋升而迎合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做出过度投资和盈余管理行为，且董事长的过度投资行为尤为明显。进一步探究则发现，薪酬激励会削弱这种正相关关系。综合来看，对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并不是可以彻底改善我国公司激励机制的长久之计，只是具有短暂成效、虚假繁荣，却仍会带来诸多政治迎合行为这样饮鸩止渴的激励方式。

本文采用2008-2012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检验内部控制是否能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行为,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产权制度与外部法律环境下的表现特征。结果发现:内部控制显著负向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国有企业的这种负向关系要比非国有企业更为敏感;企业所在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对企业内部控制具有替代作用,即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会随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而有所减弱。

目前围绕股票期权激励对高管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经典代理理论基于代理人风险规避假设,认为授予高管股票期权越多,收入就越具凸性,其风险承担水平也就越高;而行为代理理论突破这一假设后却认为,高管对股票期权产生心理禀赋,其风险承担水平并不随着股票期权授予的增加而提高。将股票期权激励区分为预期价值和禀赋价值两种异质价值,运用P-P法和F-L法两种测量高管风险承担水平的方法,以2006年至2016年中国沪深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股票期权激励两种异质价值分别与高管风险承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股票期权激励异质价值对不同产业下高管风险承担方向的影响,并借鉴HOVAKIMIAN et al.的研究思想构建最优风险承担估计模型,探讨股票期权激励是否导致高管过度风险承担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①股票期权激励预期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禀赋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②货币薪酬强化了股票期权激励预期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的正相关关系,弱化了股票期权激励禀赋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任职危机弱化了股票期权激励预期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的正相关关系,也弱化了股票期权激励禀赋价值与高管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但在职消费对上述关系的影响并不明显。③股票期权激励异质价值对不同产业类型高管风险承担影响的方向有所不同,在高科产业中,主要影响高管研发投入和经营集中度方面的风险承担;在传统产业中,主要影响研发投入和杠杆水平方面的风险承担。另外,高管对股票期权激励预期价值的追逐导致其过度风险承担。研究结果对经典代理理论与行为代理理论的分歧给予了一个新的解释。建议公司在制定高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时统筹考虑行权价格、薪酬组合和业绩考核标准等因素,以促进激励目标的达成。

利用2003—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薪酬差距度量高管晋升锦标赛激励,分析了高管晋升锦标赛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晋升锦标赛激励会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对未来晋升概率的感知会影响高管晋升锦标赛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高管晋升概率越高,高管晋升锦标赛的激励效应越强,越能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如果继任高管是来自业绩好的低级别高管,晋升锦标赛激励的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