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建立一个包含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冲击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贝叶斯技术估计模型,并基于估计后的模型考察了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结论表明: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冲击对通货膨胀波动有显著影响,二者均可以解释28%以上的通货膨胀波动,但对产出波动的影响偏小。因此,央行政策选择上可以积极运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通胀,同时应注重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合理引导公众预期,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根据１９９９—２０１４年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考察了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本文研究发现：第一，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均具有显著的宏观经济效应，二者合起来可以解释３６．３４％的产出波动、１４．２４％的就业波动和６．１８％的物价波动；第二，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直接影响经济均衡系统不同，预期到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关于未来经济状态的信念来改变经济的均衡配置；第三，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不仅取决于所选取的政策类型，而且受公众预期的影响。因此，政府不仅应当根据宏观经济目标理性选择财政政策工具，而且需要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以．．．

中国正处于货币政策改革的关键时期,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实施效果呈现出新的特点,对新时期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和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本文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预期与未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结合不同货币政策规则(数量型和价格型)设定,运用贝叶斯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以讨论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与未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相比,包含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的模型表现效果更佳,且预期货币政策冲击对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更大,因此忽略预期冲击会低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相比,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更大且政策效果的持续时间更长,但是不能忽视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消费、通胀的调控作用;无论何种规则下,货币政策冲击对投资的影响最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应加强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和预期管理,引导公众形成可预期的货币政策环境,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另外,在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应该继续以数量型工具为主,同时注重与价格型工具的协调配合,从而合理发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

本文对新一轮价格水平上涨背景下货币供给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上证综指、商品价格和住房销售指数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在短期冲击中,商品价格和住房销售指数对货币供给有正的响应,而通货膨胀和上证综指响应波动起伏。因此文章提出在房地产价格受政策限制条件下,发展商品衍生品市场也是宏观调控可选择方法之一。

基于由贝叶斯技术估计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识别和分析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均能够产生同向影响,但对产出波动的影响不明显,仅能解释其不足2%的波动,而对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比较强,长期内可以解释其26%以上的波动;货币需求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都不明显,长期内对二者波动的解释能力均低于0.6%。因此,在应对通胀压力时,央行可以运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高通胀势头实施积极的紧缩性宏观调控。

利用同业拆解利率数据构建未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指标,在区别股票市场高低波动的情况下,基于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研究未预期货币政策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未预期货币政策冲击指标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负相关但具有非对称;与低波动区制相比,高波动区制下未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的作用效果更大;中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上海、深圳股票市场价格的非对称性影响受到宏观经济周期作用,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在经济衰退时期的作用更大;最后,替换加权平均利率及控制存款准备金调整等因素的稳健性分析进一步说明了未预期货币政策冲击对股票收益率的非对称性影响。

本文采用日度数据研究美国预期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非预期货币政策冲击会显著影响我国shi bor利率水平和公司债券到期收益率水平,而对国债到期收益率水平、股市以及人民币汇率影响并不显著。美国非预期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但对我国金融市场影响能力十分有限。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美联储预期内的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本文采用日度数据研究美国预期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非预期货币政策冲击会显著影响我国shi bor利率水平和公司债券到期收益率水平,而对国债到期收益率水平、股市以及人民币汇率影响并不显著。美国非预期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但对我国金融市场影响能力十分有限。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美联储预期内的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本文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ＳＶＡＲ）模型分析石油价格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石油价格上升对我国产出水平带来正面影响，而跨国面板数据回归显示，这可能与石油价格上升对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一般物价水平影响更大有关，这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相对改善相关；此外，我国货币政策调整呈现典型的＂逆周期＂操作特征，且利率＂逆周期＂特征更加明显；非线性石油价格情形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石油冲击反应方向不变，但反应幅度减少，该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不作为＂优于微调。

供给冲击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重压力”之一，如何应对冲击、化解压力是亟需解决的重要经济问题。构建TVP-SV-VAR和DSGE模型分析供给冲击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的特征事实，运用拓展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来应对供给冲击以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结果表明：供给冲击不仅会降低产出水平，加剧产出缺口的波动程度，还会提高通胀率，扩大通胀缺口；拓展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是供给冲击下提高产出水平、推动通胀趋于稳态的有效工具，通胀目标的调整是实现产出提高和通胀稳定组合目标最优选择的可行策略。由此表明，引入汇率和审慎两个因素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与我国实际有更好的适配度，有利于完善我国“多目标、多工具”的货币政策规则体系，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以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预期转弱”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难点之一，需要通过优化预期管理来提振预期。现实经济中存在不同类型的多样化预期，然而现有研究大多研究单个预期(特别是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对不同预期的叠加效应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将预期分为政策预期(基于政府制定、调整及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预期)和非政策预期(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实态等形成的预期),并认为：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相契合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会对政策有效性产生“累进(退)”效应；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错位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对政策有效性会产生“抵消”效应。比如，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及相应的预期管理操作会使经济主体产生未来经济向好的预期，并激励其采取积极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现实经济中良好的技术进步态势会使经济主体形成未来经济繁荣的预期，并促使采取积极的创新、投资、消费行为，最终表现为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两种正向预期的叠加则会进一步增强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来描述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运用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无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存在技术进步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双重预期冲击”4种情形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模拟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两种预期冲击均增强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并在总体上形成叠加“累进”效应。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进行了如下改进和拓展：一是基于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角度探究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叠加效应，二是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回避以往研究中量价工具“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三是运用SV-TVP-FAVAR模型为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预期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构建和完善宏观调控预期管理体系。要正确认识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契合与错位，利用政策预期增强(弱化)积极(消极)的非政策预期，并优化各种预期管理之间的方式匹配和期限组合；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要提高各种政策调整之间的协同性，并完善政策信息传导机制；非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则要完善宏观经济信息传导机制，并改善市场环境。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改进，需要提高政策调整及工具使用的合理性和适宜性，并不断完善央行沟通、前瞻指引等预期管理方式，实现政策信息传导的及时有效。

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面板数据分析法,实证研究货币政策冲击下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反应,以及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差异性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货币政策操作对低等级企业债信用利差影响程度高于对高等级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对短期(1年及以内)、长期(10年以上)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影响程度高于对中长期(5～10年)企业债的影响;二是我国企业债信用利差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不显著,而货币政策变动所导致的融资环境改变对信用利差有显著影响,融资环境是信用利差变动的主导因素;三是货币政策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存在非对称效应,货币政策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在经济下行阶段更为显著,非对称效应在低等级债券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基于货币政策工具对债券市场信用利差的差异性影响,优化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完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有利的金融环境;第二,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在优化融资环境中的作用,引导债券市场信用利差保持在合理水平,为企业"去杠杆"打下有利的货币信用基础;第三,根据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与债券市场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特点,完善逆周期货币政策操作,充分发挥债券市场信用利差对市场主体融资的调节功能,引导市场主体主动应对经济周期变化带来的不利冲击,为经济平稳发展创造有利的货币信用条件。

本文基于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预期冲击与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动态机制进行了讨论，并基于我国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预期冲击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能力进行了实证检验。在将消费者情绪用主观贴现率和消费跨期替代弹性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将情绪变量引入到预期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动态影响机制之中，进一步对情绪、预期与经济周期波动三者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进行了讨论。研究结果表明，预期冲击可以解释５０％以上的中国中长期经济波动；消费者的情绪变动与预期冲击的效应呈现正相关关系；通过稳定预期提升宏观经济管理效率的路径机制是有效的。

文章构建新凯恩斯模型,研究了供求冲击和异质性预期下,不同货币政策调控范式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波动主要由需求冲击所驱动,预期呈现出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混合的异质性特征,货币政策表现出明显的相机抉择倾向;需求冲击导致经济波动向稳态收敛的时间明显长于供给冲击,预期的理性程度提高有助于增进整体福利,事前承诺不一定优于相机抉择,尤其当预期呈现异质性特征时;货币政策忽视利率稳定化操作将导致更多的整体福利损失,需求冲击下这一损失又显著大于供给冲击下。文章认为:在当前预期呈现异质性特征的背景下,相机抉择型调控具有合理性,货币政策不宜盲目向事前承诺转型;在经济波动主要由需求冲击所驱动时,货币政策应考虑利率稳定化因素,保持稳健中性基调可防止不必要的利率扰动影响金融稳定,从而减少福利损失;长期来看,改善公众预期,逐步摆脱外需依赖,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经济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