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扶贫战略已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据此，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之举。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文章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严谨性、外向性、顺同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五大维度构建非认知能力综合指标，采用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系统考察非认知能力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非认知能力的提升显著地纾解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且非认知能力每提高一单位，农户发生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概率依次降低28.54%和20.89%。此外，上述五大维度对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的影响作用不一。通过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等方法检验，上述结论仍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非认知能力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户主性别和教育水平的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对东部地区、男性户主和高教育水平的农户相对贫困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非认知能力通过非农就业和社会资本缓解客观相对贫困，而通过非农就业缓解主观相对贫困。以上研究结论为减轻农户相对贫困和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新的解释与证据。

准确识别贫困及致贫原因,是打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关键。随着对致贫原因的深入剖析,信贷约束对贫困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文章采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选取收入、生活水平、健康及教育四个维度8项指标,应用A—F "双界线法"从多个维度识别贫困农户。在精准识别贫困农户的基础上,研究信贷约束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信贷约束对收入、生活水平维度贫困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却会显著加剧健康、教育维度的贫困,多维度识别贫困更加精准,信贷约束是导致农户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全面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加大扶贫小额贷款力度,帮助农户摆脱信贷约束。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家庭创业意愿和创业收入的影响。通过运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本文发现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创业意愿并增加了创业收入,这一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对子样本的分析显示,字词识记能力对城乡居民和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有显著正影响,而数学能力对40岁以上人群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家庭创业意愿和创业收入的影响。通过运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本文发现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创业意愿并增加了创业收入,这一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对子样本的分析显示,字词识记能力对城乡居民和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有显著正影响,而数学能力对40岁以上人群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

使用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选取大五人格量表测量非认知能力，综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条件分位数回归、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非认知能力对城乡户籍人口收入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的收入回报率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城市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人口收入的影响更大，另外，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低收入者的影响大于农村户籍高收入者。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教育在解决相对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关键作用，充分发挥财政补偿职能，强化乡村教育中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具体来说，应重视农村户籍低收入者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将农村学生非认知能力培养贯穿于整个乡村教育过程中；在家庭教育中加强非认知能力培养。

本文使用2010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大五"人格分类法,实证检验个体非认知能力对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非认知能力的14个细分维度中,条理性对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审慎性对创业强度具有显著正影响,而热情性则对创业强度具有显著负影响。这种影响在政府管制水平和政府效率不同时也不同,政府管制较强和政府效率低下都影响非认知能力对创业作用的发挥。机制分析表明,非认知能力通过个体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对创业产生影响。

通过利用多层Logit模型来考察以家庭平均收入作为唯一识别标准的贫困瞄准精确度,同时利用多项Logit模型比较低保户、误保户及漏保户这三类家庭的特征,用以分析瞄准偏差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单维识别的精确度较低,且误保户与低保户在受教育程度、工作情况方面的差异较小,以此证明低保户的实际确定过程中会依据如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患病、住房情况等其他因素,从侧面验证了扶贫工作中"两不愁三保障"原则的正确性,即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方面同样需要统筹兼顾。另外,结合A-F法和跨期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得到各指标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将多维贫困的研究拓展到跨期的动态领域,对贫困识别路径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贫困脆弱性是对贫困的事前测度,能将未来家庭收入风险纳入其中,基于贫困脆弱性的新农保政策效果评价,是对其长期减贫作用的事前评估。该文利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新农保显著地降低了参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也显著降低了成为脆弱性家庭的可能性,这表明新农保对参保家庭来说发挥着重要的抵御收入风险的作用。但因与当前缴费水平和养老金收入水平较低有关,新农保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仍处于较低水平。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对其生计水平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生计资本和区域特征下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分析框架,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143个农户家庭数据,扩大研究对象范围,估算出我国农户生计资本储量;细化五大生计资本指标,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从生计资本和区域异质性两个维度考察其对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进行扩展研究,丰富了研究视角。结果表明:(1)我国农户生计资本指标值为2.169,储量较低,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指标值分别为0.474、0.434、0.256、0.325和0.680,各项生计资本分布不均衡,存在较大差异。(2)从生计资本角度来看,家庭劳动能力、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人情往来支出与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土地拥有情况、农副产品收入水平、土地资产水平和农用机械价值与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3)从区域特征角度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比东北部地区更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的生计策略;相较于平原地区,丘陵地区会显著降低农户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可能;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越会增加农户选择农兼型生计策略的可能。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要加大农户教育培训、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条件、继续引导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等差异化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农户参与商业保险，是推进农村地区商业保险发展的关键，其研究在政策实施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在理论框架分析的基础上，将数字经济数据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进行匹配，使用Probit模型，从农户角度考察数字经济对参与商业保险的影响，在丰富研究视角的同时也从区域异质性和风险态度异质性两个维度对农户参与商业保险的影响进行扩展研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农户参与商业保险具有正向作用，数字经济每增加1个单位会使得农户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提高19.4%，这种影响在增加控制变量或更换模型之后依然显著。（2）数字经济对农户参与商业保险的影响，因区域、风险态度而呈现结构性差异。从区域层面分析，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促进农户参与商业保险的作用大于东中部地区；从风险态度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户参与商业保险的积极影响在风险偏好性群体中更加显著。（3）在影响农户参与商业保险的其他因素中，较高程度的受教育水平、完善的婚姻状况等均对农户参与商业保险产生了促进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尤其注重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体系建设，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加强保险知识的普及等政策启示。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数据,运用Biprobit模型与Tobit模型,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正规与非正规信贷的影响,并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模型(PSM)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无法对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形成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外出务工经历带来的外部社会网络以及人力资本、技术等形成了农户的“隐性担保”,使得农户更容易获得非正规信贷。此外,外出务工经历不能对农户正规信贷额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可以显著提升农户获得的非正规信贷额。

本文首先运用两部门生产模型和RCK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农机补贴的资源效率在减损，但人力效率在提高；同时，两种效率都有利于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城镇居民收入较低地区的农村。其作用机制为：农机补贴更多地促进了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收入较低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得该地区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提高，农机补贴的资源效率减损更少，人力效率提高更多。同时，本文主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运用耕地坡度作为工具变量，分组测算和分析了农机补贴的效率特征，印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因此，中国的农机补贴政策应该向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收入较低地区的农村倾斜，在资源效率减损和劳动力转移的情势下尤为必要。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分析框架和多重剥夺的福利损失,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和2014年的数据,考察农村地区贫困的识别、追踪和分解。研究表明:从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条件、食物支出与收入水平六个维度综合来看,考察期内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有所改善;相比一维视角的收入贫困,多维视角下可以借助更多信息对贫困户进行有效地识别和追踪;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发现,一些特定维度(如教育、生活状况和卫生状况等)的变化对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化的影响较大。得出政策启示:对贫困的识别应当借助多维视角的福利剥夺,以便尽可能"识真贫"和"扶真贫";对于贫困的改善应当致力于贫困户福利水平和脱贫能力的改善;扶贫过程中,应注重一些特定维度对贫困户脱贫能力的影响,将这些维度作为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大批农民创业者为其注入新发展动能。引导退伍军人向农村创业带头人转变，既是解决退伍军人安置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烙印理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从军经历可以通过“从军印记”对农户的创业行为产生影响。具体而言，从军经历可以通过转变个人价值观念、增强个人抗压能力和使农户获取更多的政府补助来促进农户的创业行为。动态效应检验表明，“从军印记”产生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而且，这种影响会随参军时长的增加而增强，随退伍时长的增加而减弱。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作用效果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