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使用2010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大五"人格分类法,实证检验个体非认知能力对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非认知能力的14个细分维度中,条理性对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审慎性对创业强度具有显著正影响,而热情性则对创业强度具有显著负影响。这种影响在政府管制水平和政府效率不同时也不同,政府管制较强和政府效率低下都影响非认知能力对创业作用的发挥。机制分析表明,非认知能力通过个体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对创业产生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家庭创业意愿和创业收入的影响。通过运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本文发现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创业意愿并增加了创业收入,这一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对子样本的分析显示,字词识记能力对城乡居民和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有显著正影响,而数学能力对40岁以上人群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家庭创业意愿和创业收入的影响。通过运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本文发现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创业意愿并增加了创业收入,这一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对子样本的分析显示,字词识记能力对城乡居民和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有显著正影响,而数学能力对40岁以上人群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

我国扶贫战略已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据此，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之举。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文章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严谨性、外向性、顺同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五大维度构建非认知能力综合指标，采用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系统考察非认知能力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非认知能力的提升显著地纾解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且非认知能力每提高一单位，农户发生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概率依次降低28.54%和20.89%。此外，上述五大维度对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的影响作用不一。通过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等方法检验，上述结论仍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非认知能力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户主性别和教育水平的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对东部地区、男性户主和高教育水平的农户相对贫困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非认知能力通过非农就业和社会资本缓解客观相对贫困，而通过非农就业缓解主观相对贫困。以上研究结论为减轻农户相对贫困和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新的解释与证据。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统一框架下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提升了家庭从事自主创业的可能性,其对农村家庭创业参与的边际影响要高于城市家庭。进一步地,社会网络可以通过改善家庭信贷约束促进家庭参与创业。研究还发现,社会网络在市场化越不发达的地区对家庭创业的边际影响更大,市场化所构建的理性法制体系在家庭创业决策中与非正规的关系体系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结合地区层面数据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显著抑制家庭创业活动的开展。但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对家庭创业产生的影响因城乡差异而不同,对于城镇家庭来说,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对家庭创业决策不存在显著影响;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显著降低了家庭创业的概率。该研究结论为中国鼓励大众创业提供了思路,有助于政府制定更加有效的创业帮扶政策,提高家庭创业的可能性。

使用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选取大五人格量表测量非认知能力，综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条件分位数回归、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非认知能力对城乡户籍人口收入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的收入回报率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城市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人口收入的影响更大，另外，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低收入者的影响大于农村户籍高收入者。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教育在解决相对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关键作用，充分发挥财政补偿职能，强化乡村教育中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具体来说，应重视农村户籍低收入者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将农村学生非认知能力培养贯穿于整个乡村教育过程中；在家庭教育中加强非认知能力培养。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基于经典人力资本理论框架,本文建立家庭教育期望的决策模型,利用中国人民大学提供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二值选择模型的回归方法,实证探讨了非认知能力、家庭教育期望对子代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包含负面情绪的非认知能力对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产生消极影响,但随着学年的深入则呈现出递减的趋势;隐形的家庭教育期望有助于提高子代学业成绩,但包含课业指导在内的现实教育期望则不利于学业成绩的提高;父代对人际交往方面的学校表现管教过严,易于激起子代的"逆反"心理而不利于提高学业成绩,且城镇学生的发生概率高于农村学生;与农业户口以及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相比,非农户口以及贫困家庭的学生更倾向于转换负面的消极情绪,努力学习并提高学业成绩。

本文首次利用CFPS微观家户数据和与之相配的县(区)最低工资数据,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家庭创业的影响,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最低月工资标准每提高100元,家庭创业的概率显著提高1.0个百分点。即使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保持稳健。机制的探讨发现,影响效果主要源于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带来的工资效应与挤出雇佣就业效应;分样本分析表明,结论主要存在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较低的目标群体。

本文首次利用CFPS微观家户数据和与之相配的县(区)最低工资数据,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家庭创业的影响,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最低月工资标准每提高100元,家庭创业的概率显著提高1.0个百分点。即使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保持稳健。机制的探讨发现,影响效果主要源于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带来的工资效应与挤出雇佣就业效应;分样本分析表明,结论主要存在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较低的目标群体。

近年来,以电子商务发展为代表的数字化转型正在加快推进,并呈现出由城市加速向农村渗透的局面,但当前关于数字经济对农民工群体影响的文献较少,更忽视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潜在作用。论文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并与2012—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五期面板数据进行匹配,借助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将农民工返乡创业比例提高了2个百分点,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能够拓宽农民工信息获取渠道、缓解农民工的社交网络约束和资金约束,进而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返乡创业促进作用对于受教育水平较低、家庭收入水平较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民工更为明显,体现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包容性特征。论文的政策启示是,要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建设,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以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

支持农村女性创业是促进乡村振兴和性别平等的重要途径。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推动金融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工具，其对农村女性创业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本研究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与2020年的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女性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使得农村女性创业可能性提升7.62%;(2)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缩小了农村女性与男性在创业领域的差距，尤其对东部地区、低教育程度和家庭资产较少的农村女性影响最显著；（3）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线上商业繁荣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女性创业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4）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社会网络的支持作用，而社会信任水平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女性创业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应优化数字普惠金融精准服务水平，以支持农村女性创业实践；同时，营造和谐互助的社区环境，提升农村女性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知，增强其参与社会合作的意愿。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大批农民创业者为其注入新发展动能。引导退伍军人向农村创业带头人转变，既是解决退伍军人安置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烙印理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从军经历可以通过“从军印记”对农户的创业行为产生影响。具体而言，从军经历可以通过转变个人价值观念、增强个人抗压能力和使农户获取更多的政府补助来促进农户的创业行为。动态效应检验表明，“从军印记”产生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而且，这种影响会随参军时长的增加而增强，随退伍时长的增加而减弱。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作用效果更强。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创业和创新活动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及维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家庭作为个人经济活动的重要支撑,对个人的创业决策有着重大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家庭内部的视角研究女性获得家庭外部收入的能力对其配偶创业行为的影响,用女性的就业状态和收入水平来衡量其获取家庭外部收入的能力,研究发现:女性如果参与市场工作,其配偶进行生存型创业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女性的收入水平越高,则其配偶进行机会型创业活动的可能性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