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我国扶贫战略已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据此，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之举。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文章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严谨性、外向性、顺同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五大维度构建非认知能力综合指标，采用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系统考察非认知能力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非认知能力的提升显著地纾解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且非认知能力每提高一单位，农户发生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概率依次降低28.54%和20.89%。此外，上述五大维度对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的影响作用不一。通过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等方法检验，上述结论仍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非认知能力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户主性别和教育水平的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对东部地区、男性户主和高教育水平的农户相对贫困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非认知能力通过非农就业和社会资本缓解客观相对贫困，而通过非农就业缓解主观相对贫困。以上研究结论为减轻农户相对贫困和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新的解释与证据。

农民进城务工的社会经历所引起的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可能是近年来农村地区教育入学率和毕业率上升的一个微观原因。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民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因果效应,发现:(1)进城务工农民家庭期望子女完成高等教育的概率比非进城家庭高出12.13%;(2)收入水平尤其是父亲收入水平提高是农民家庭进城务工改变子女教育期望的一个传导机制;(3)父母进城务工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次之,而中部不显著;(4)低收入组的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影响最大,农民家庭与

农民进城务工的社会经历所引起的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可能是近年来农村地区教育入学率和毕业率上升的一个微观原因。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民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因果效应,发现:(1)进城务工农民家庭期望子女完成高等教育的概率比非进城家庭高出12.13%;(2)收入水平尤其是父亲收入水平提高是农民家庭进城务工改变子女教育期望的一个传导机制;(3)父母进城务工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次之,而中部不显著;(4)低收入组的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影响最大,农民家庭与农民工家庭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差距随收入提高而缩小。创造条件让进城务工农民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他们的合法收益,将有利于农民家庭教育观念的提升。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家庭创业意愿和创业收入的影响。通过运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本文发现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创业意愿并增加了创业收入,这一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对子样本的分析显示,字词识记能力对城乡居民和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有显著正影响,而数学能力对40岁以上人群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家庭创业意愿和创业收入的影响。通过运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本文发现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创业意愿并增加了创业收入,这一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对子样本的分析显示,字词识记能力对城乡居民和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有显著正影响,而数学能力对40岁以上人群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

本文使用2010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大五"人格分类法,实证检验个体非认知能力对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非认知能力的14个细分维度中,条理性对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审慎性对创业强度具有显著正影响,而热情性则对创业强度具有显著负影响。这种影响在政府管制水平和政府效率不同时也不同,政府管制较强和政府效率低下都影响非认知能力对创业作用的发挥。机制分析表明,非认知能力通过个体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对创业产生影响。

使用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选取大五人格量表测量非认知能力，综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条件分位数回归、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非认知能力对城乡户籍人口收入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的收入回报率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城市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人口收入的影响更大，另外，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低收入者的影响大于农村户籍高收入者。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教育在解决相对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关键作用，充分发挥财政补偿职能，强化乡村教育中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具体来说，应重视农村户籍低收入者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将农村学生非认知能力培养贯穿于整个乡村教育过程中；在家庭教育中加强非认知能力培养。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FPS2016)分析了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效应,及其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不同技能水平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异质性。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有明显的促进效果;社会保障满意度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的创业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对东部农民工呈现消解效果,对中西部农民工则有提振效应;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各年龄段的农民工进行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型创业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40岁以下农民工进行自家农业生产型创业具有显著激励作用;社会保障满意度对低技能组农民工创业的激励主要作用于自家农业生产,而对高技能组农民工则主要作用于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型创业。

中国经济进阶高质量发展并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第三次分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使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年龄-时期-组群（APC）分解法识别家庭捐赠意愿的生命周期轨迹，发现家庭捐赠意愿呈右偏倒U型生命周期特征，同收入水平的年龄效应错峰而行，揭示了青年家庭较中年家庭有更高的捐赠意愿。对此，通过因果中介分析法（CMA）研究发现，信任水平和社会网络约束是家庭慈善参与的双重动力。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信息效应、邻里压力的同群效应和健康风险的木桶效应是家庭慈善捐赠意愿表现出的生命周期之谜的解释路径。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居民幸福感逐渐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而在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中精神层次的社会网络关系与物质层次的非正规金融的作用不可忽略。文章将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居民幸福感三变量纳入同一研究框架,细化社会网络特征和非正规金融特征,尝试探究异质性社会网络和非正规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文章结合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1)横向社会网络中亲缘、地缘与业缘均对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且业缘影响力>亲缘影响力>地缘影响力;纵向社会网络中个人社会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家庭与社区关系的影响,而家庭与政府的关系的影响却并不明显。(2)非正规金融影响结果表明,低收入与中低收入家庭倾向于通过民间借贷以平滑消费使幸福感上升;中等收入家庭通过诉诸民间借贷以开展个体经营,从而改善家庭收入以提升幸福感的边际系数。(3)横向社会网络视角下,亲缘便利化互助性民间借贷、业缘推进投资性借贷改善居民幸福感;纵向社会网络视角下,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家庭与社区的密切联系有利于提升民间借贷容易度,从而提升居民幸福感。因此,我们在提升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应适度强化各类社会网络关系,且对地方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进行合理引导。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如何促进国内旅游消费以推动旅游业复苏是一个亟须考虑的问题。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14(CFPS 2012—2014)数据,研究了农村家庭非农就业对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文章首先通过T检验确认了农村非农就业家庭与务农家庭在旅游消费支出上的显著差异,随后通过PSM方法检验了非农就业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净影响",最后利用回归模型检验了非农就业影响旅游消费支出的机制和非农就业影响旅游消费的异质性。文章得出了 4个有意义的结论:(1)农民非农就业显著提高了家庭旅游消费支出;(2)非农就业影响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机制来源于非农就业产生的收入效应、示范效应和预期效应;(3)三类效应中,预期效应最强,示范效应其次,收入效应最弱;(4)非农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私营企业(个体工商/自雇)与受雇旅游支出具有显著影响,而农业打工和非农散工则影响不显著。文章最后根据这些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准确识别贫困及致贫原因,是打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关键。随着对致贫原因的深入剖析,信贷约束对贫困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文章采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选取收入、生活水平、健康及教育四个维度8项指标,应用A—F "双界线法"从多个维度识别贫困农户。在精准识别贫困农户的基础上,研究信贷约束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信贷约束对收入、生活水平维度贫困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却会显著加剧健康、教育维度的贫困,多维度识别贫困更加精准,信贷约束是导致农户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全面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加大扶贫小额贷款力度,帮助农户摆脱信贷约束。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会显著提高留守儿童抑郁水平,其重要作用机制是父母好外出务工无法给孩子提供有效的共情陪伴,孩子的烦恼无法向父母倾诉。其中,母亲外出务工对孩子抑郁程度的影响大于父亲,父母同时外出务工对子女抑郁水平影响最大,父母外出务工对女孩抑郁的影响大于对男孩的作用,对农村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大于对城镇留守儿童的作用,上述效应不受父母外出时间长短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母亲外出务工会显著降低留守儿童幸福感、自信心和人际交往意愿,从而妨碍留守儿童健全人格的塑造。以社区或县级的外出务工概率作为父辈个体外出务工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是稳健的。本文首次从共情陪伴的角度识别了亲子分离对子女精神健康的影响,为制定科学的人口流动公共政策提供经验证据支持。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扩展线性支出(ELES)模型,测量城乡居民家庭基本生活需要标准,从社会安全网视角分析基本生活需要保障路径。研究表明:城乡地区有近三成家庭的人均纯收入未能达到基本生活需要标准,部分社会政策项目设计存在基本生活需要保障水平不充分和地区不平衡问题,政府、亲属分别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最主要的正式和非正式保障途径。基于此,重视基本生活需要标准测量并纳入民生决策范围,提高相关社会政策项目的基本生活需要保障水平,加强社会安全网中社会互助等非正式保障途径的作用,是实现城乡居民家庭基本生活需要保障的有效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