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典人力资本理论框架,本文建立家庭教育期望的决策模型,利用中国人民大学提供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二值选择模型的回归方法,实证探讨了非认知能力、家庭教育期望对子代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包含负面情绪的非认知能力对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产生消极影响,但随着学年的深入则呈现出递减的趋势;隐形的家庭教育期望有助于提高子代学业成绩,但包含课业指导在内的现实教育期望则不利于学业成绩的提高;父代对人际交往方面的学校表现管教过严,易于激起子代的"逆反"心理而不利于提高学业成绩,且城镇学生的发生概率高于农村学生;与农业户口以及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相比,非农户口以及贫困家庭的学生更倾向于转换负面的消极情绪,努力学习并提高学业成绩。

本文使用2010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大五"人格分类法,实证检验个体非认知能力对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非认知能力的14个细分维度中,条理性对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审慎性对创业强度具有显著正影响,而热情性则对创业强度具有显著负影响。这种影响在政府管制水平和政府效率不同时也不同,政府管制较强和政府效率低下都影响非认知能力对创业作用的发挥。机制分析表明,非认知能力通过个体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对创业产生影响。

我国扶贫战略已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据此，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之举。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文章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严谨性、外向性、顺同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五大维度构建非认知能力综合指标，采用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系统考察非认知能力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非认知能力的提升显著地纾解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且非认知能力每提高一单位，农户发生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概率依次降低28.54%和20.89%。此外，上述五大维度对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的影响作用不一。通过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等方法检验，上述结论仍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非认知能力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户主性别和教育水平的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对东部地区、男性户主和高教育水平的农户相对贫困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非认知能力通过非农就业和社会资本缓解客观相对贫困，而通过非农就业缓解主观相对贫困。以上研究结论为减轻农户相对贫困和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新的解释与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家庭创业意愿和创业收入的影响。通过运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本文发现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创业意愿并增加了创业收入,这一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对子样本的分析显示,字词识记能力对城乡居民和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有显著正影响,而数学能力对40岁以上人群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家庭创业意愿和创业收入的影响。通过运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本文发现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创业意愿并增加了创业收入,这一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对子样本的分析显示,字词识记能力对城乡居民和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有显著正影响,而数学能力对40岁以上人群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

本文从理论层面深入考察家庭结构对青少年不良社会行为的影响效果及影响机制。基于2013—2014学年和2014—2015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两期数据,采用OLS和Ologit回归方法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家庭结构对青少年不良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家庭结构会影响农村青少年不良社会行为的发展,与父母双方共同居住的青少年的不良社会行为发生率要低于单亲居住或双亲非同住的青少年,其作用效果在父母之间有差异,总体来看母亲在规范农村青少年不良行为发挥的作用要大于父亲。其次,家庭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父母监管与理解两种途径作用于子女不良社会行为的发展,父母监管在家庭结构影响青少年不良社会行为的作用要强于父母理解。再次,家庭结构对农村青少年不良社会行为存在性别差异与地区差异,女性负面影响大于男性,西部负面影响大于中东部。最后,选择工具变量法以及PSM进行稳健性检验,仍然得到了一致的结论。由于青少年社会行为发展不仅影响自身的人生轨迹,而且关系着国家经济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因此,农村“双亲非同住或单亲同住家庭”对青少年社会行为发展的负面影响,应引起政策研究者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基于2016年对北京市功能拓展区46所学校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父母参与对子女发展的影响。首先,二元Logit模型的父母参与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和家庭出身显著影响父母参与行为。个体特征中,子女学业基础越差,父母对其作业督导越多和学校联系越频繁。同时,对于女生和本地儿童,其父母参与行为显著高于男生和流动儿童。其次,为了解决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探讨父母参与对子女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参与对子女学业成绩和非认知能力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具体而言,亲子阅读、亲子活动和亲子交流能够提高子女的学业成绩。除家校互动外,父母参与对子女各维度非认知能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父母参与对学业成绩影响的路径检验表明,父母参与主要通过非认知能力这一中介来影响子女学业表现。同时,父母参与对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会因家庭资本、学业基础和教育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父母参与有助于缩小因家庭资本、学业基础导致的学生间发展不平等,且子女年龄越小,父母参与的作用越大。

使用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选取大五人格量表测量非认知能力，综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条件分位数回归、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非认知能力对城乡户籍人口收入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的收入回报率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城市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人口收入的影响更大，另外，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低收入者的影响大于农村户籍高收入者。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教育在解决相对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关键作用，充分发挥财政补偿职能，强化乡村教育中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具体来说，应重视农村户籍低收入者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将农村学生非认知能力培养贯穿于整个乡村教育过程中；在家庭教育中加强非认知能力培养。

农民进城务工的社会经历所引起的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可能是近年来农村地区教育入学率和毕业率上升的一个微观原因。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民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因果效应,发现:(1)进城务工农民家庭期望子女完成高等教育的概率比非进城家庭高出12.13%;(2)收入水平尤其是父亲收入水平提高是农民家庭进城务工改变子女教育期望的一个传导机制;(3)父母进城务工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次之,而中部不显著;(4)低收入组的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影响最大,农民家庭与

农民进城务工的社会经历所引起的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可能是近年来农村地区教育入学率和毕业率上升的一个微观原因。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民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因果效应,发现:(1)进城务工农民家庭期望子女完成高等教育的概率比非进城家庭高出12.13%;(2)收入水平尤其是父亲收入水平提高是农民家庭进城务工改变子女教育期望的一个传导机制;(3)父母进城务工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次之,而中部不显著;(4)低收入组的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影响最大,农民家庭与农民工家庭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差距随收入提高而缩小。创造条件让进城务工农民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他们的合法收益,将有利于农民家庭教育观念的提升。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使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系统测算了中国农村家庭的生计恢复力，并深入探究了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研究发现：农户生计恢复力与家庭教育期望之间呈倒U型关系；缓冲能力和学习能力对家庭教育期望具有倒U型影响，自组织能力对家庭教育期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计恢复力能够通过影响教育回报率对家庭教育期望产生作用；农户生计恢复力对男性户主、女性子代和高教育回报率地区家庭的教育期望影响更大，政府的财政教育支出降低了二者的关联性。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家庭背景、学校质量对我国中学生教育期望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发现如下结论: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期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背景与子女就读学校质量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学校质量在家庭背景与子女教育期望之间起着十分重要的中介作用,并且不以个体性别、城乡以及能力禀赋而改变,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皮格马利翁效应切实存在,子女教育期望的形成深受父母、教师以及同学的影响。因此,为了尽量减弱家庭背景与子女教育期望之间的联系,让不同的个体可以享受相似的教育环境,当下较为合理的切入点就是缩小学校间质量的差异。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究同伴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用大五人格框架下的外倾性、宜人性、神经质、开放性与尽责性来衡量非认知能力。研究发现:良好同伴的比例更高(即好朋友多数都学习努力刻苦或想上大学)会对青少年的尽责性、宜人性、外倾性和开放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能显著降低青少年的神经质水平。相反,不良同伴的比例更高(即好朋友多数都逃课、经常上网吧、早恋)会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进一步,还发现同伴表现的优化会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发展产生有利影响,反之则产生阻碍作用。因此,家长和学校应把握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时期,重视交友管理的作用,引导青少年正确交友。

基于2014-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考察教师支持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教师支持(学业支持、情绪支持和关系支持)对学生非认知能力有显著正向作用，即教师支持能够促进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且这一研究结论在替换因变量、考虑到情境效应和关联效应，以及应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保持足够的稳健性。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教师支持通过提高学生自我教育期望促进非认知能力发展。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完善教师绩效考评体系，激励教师给予学生支持；教师应密切关注学生行为表现，与学生及其家长密切沟通，为学生提供适时引导和帮助；学生应主动与老师交流、互动，争取教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