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通过构建包含零利率下限约束的DSGE模型,系统探讨了存在零利率下限时外生不利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当名义利率触及零利率下限时,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会显著增加,外生不利冲击对产出、通胀、信贷等经济变量的影响也会明显放大。(2)当存在零利率下限时,传统泰勒规则已无法有效稳定经济,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不仅应盯住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还应对资产价格和信贷给予重点关注并做出适度反应。(3)货币政策更适于保持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的稳定,但难以有效减缓房价和信贷的波动。只有将逆周期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搭配,才能保证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的全面稳定。为了应对不利冲击,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将其与货币政策有效搭配以保持宏观经济的全面稳定。

文章通过构建包含零利率下限约束的DSGE模型,系统探讨了存在零利率下限时外生不利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当名义利率触及零利率下限时,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会显著增加,外生不利冲击对产出、通胀、信贷等经济变量的影响也会明显放大。(2)当存在零利率下限时,传统泰勒规则已无法有效稳定经济,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不仅应盯住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还应对资产价格和信贷给予重点关注并做出适度反应。(3)货币政策更适于保持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的稳定,但难以有效减缓房价和信贷的波动。只有将逆周期监管的宏

低利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共存有着深刻的原因。对于发达国家，甚至全世界经济体，均衡利率已经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低利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共存有着深刻的原因。对于发达国家，甚至全世界经济体，均衡利率已经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均衡利率的持续下降需要宽松的货币环境以及政策利率维持在零甚至更低的水平。这是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

本文将零利率下限和不完全汇率传递同时引入货币政策分析,利用两国DSGE模型深入探讨了不同货币政策规则和最优货币政策问题。研究表明,零利率下限会导致汇率的"逆向调整"效应,从而加剧两国相对经济波动。当外生冲击源于国外时,本国汇率不完全传递与零利率下限两种扭曲所导致的福利损失将相互叠加,这一点与发生本国冲击时的情形正好相反。采取汇率管制的货币政策很可能加重外部危机的国际传导,造成本国更大的福利损失。因此,我国央行应当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积极推进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国际化。

在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会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全面，尤其缺乏对于零利率下限时期与常态化时期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美联储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将缩小中美两国利差，促使中国的资本外流加剧，并导致实际利率水平和企业融资成本增加，进而带来资产价格下跌，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美联储不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其面临零利率下限约束，此时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可能会与常态化时期有所区别。基于2002年1月至2021年7月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98个变量的月度数据，采用Wu-Xia联邦基金影子利率(Wu-Xia Shadow Federal Funds Rate)来度量零利率下限时期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立场，运用因子扩张型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从资产价格角度分析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看，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会通过利率渠道对中国资产价格产生负面影响，且该负面影响具有时滞性；人民币汇率调整具有补偿效应，即可以通过人民币贬值减轻资本外流的压力，进而削弱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在零利率下限时期，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比常态化时期更为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改进和拓展：一是采用Wu-Xia联邦基金影子利率度量零利率下限时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立场，避免因采用联邦基金利率而低估其负面影响；二是运用FAVAR模型缓解VAR模型及TVP-VAR模型的遗漏变量偏误问题，并为识别结构冲击提供足够丰富的信息；三是对零利率下限时期与常态化时期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时变影响。为更好地应对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需要深入分析和把握美联储货币政策动向发生改变的原因和本质，在坚持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的同时，密切关注和警惕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不断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保证人民币汇率弹性适度和调整空间充足。

零利率在全球有不断蔓延之势,与其相伴而生的问题正深刻影响着经济与金融的稳定,为此构建了开放经济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嵌入零利率下限约束条件,以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为研究对象,围绕开放经济条件下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形的国外货币政策外溢冲击与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问题开展研究。研究发现:第一,相比较非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形,零利率下限约束时期的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减弱,这一结果减轻了对流动性陷阱可能会加剧风险外溢与蔓延至中国的担忧。第二,无论国外主要经济体处于零利率下限约束还是非零下限约束情形,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都是对称性的,未受到美国货币政策周期的影响。故此提出中国需密切关注国外政策外溢风险,坚持政策调控定力与自主性,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配合。

在国内经济下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的背景下，我国名义利率受到较大下行压力。为此，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框架下，基于零利率下限约束的视角，构建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考察货币冲击、技术冲击与偏好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测算社会福利损失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基准模型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了产出的增长，相比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虽然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的效果更好，但也提升了通胀水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福利损失。当名义利率受到零利率下限约束时，由于名义利率工具失效，扩张性货币政策推升通胀的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实际利率，使得家庭消费得到更大提升。但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波动更为剧烈，造成了更大的福利损失。当前，我国政策利率应避免落入零利率下限区间，依据稳增长与稳物价目标之间的权衡，根据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工具的有效组合，制定最优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使得调控更加精准有效。

文章首先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析差异化的利率调整对企业行为选择与实体经济的影响;然后基于欧元区的大样本数据,使用向量自回归等技术方法,分阶段检验正利率、零利率与负利率的传导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当利率逼近零值时,企业投资实体经济项目的产出与利率的关联度较小;在负利率前提下,如果企业投资实体经济项目的收益较低,降低利率非但不会促进企业增加实体经济项目的投资,反而可能导致经济"脱实向虚",从而形成金融风险。因此,货币政策还需与其他宏观政策相结合,努力提升实体经济项目的回报率,才能引导企业增加投资,并促进供给侧

货币政策目标应当根据经济环境和条件约束不同而调整。经济虚拟化给经济发展带来全新挑战,金融稳定日益成为新时期货币政策目标的重点,最终体现在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中介机构能否保持支付体系的顺利运行,使整个金融体系不出现重大系统性风险。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从资产价格各阶段演变历程来看,既要考虑到货币政策当期的刺激作用,也要考虑到其滞后影响,从而相应地做出前瞻性反应,这样才能真正减少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从而维护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

文章构造了一个四期二叉树模型,对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仅以维护货币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无法同时实现金融稳定。基于此,文章对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了修正,将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纳入统一的货币政策框架予以考察,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进行了实证分析。VAR检验结果表明,银行信贷增长率和房地产价格指数都是我国货币政策应当关注的金融稳定指标。货币政策应根据金融稳定指标进行逆周期调控,调控重点是金融稳定指标预期,而非稳定指标本身。

近期的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加强了对金融稳定问题的关注,对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与实施更加慎重。为更好实现金融稳定目标,中央银行应根据具体情况,在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做好平衡,在不同种类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间做出选择。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短期资本流动的新凯恩斯ＤＳＧＥ模型并实证检验１９９４－２０１５年间我国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研究结果发现：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短期资本流动对于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冲击越来越大，货币政策应该考虑跨境资本流动以缓解国内经济波动，并且纳入短期资本流动后的利率规则能更好地拟合我国利率操作的历史轨迹。进一步建立ＭＳＶＡＲ模型表明：我国跨境短期资本的流动性表现出明显的高低两个区制，不同区制下对于本国经济的冲击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在高流动性状态下，短期资本外流对于宏观经济的紧缩效应更剧烈，持续时间更长。本文结果表明随着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我国货币政策应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以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

商业银行的顺经济周期特征和影子银行的风险承担机制,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下可能会导致影子银行的逆周期扩张。研究表明,这一金融特征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下会相互强化并使经济产生滞涨风险,而传统上紧盯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Taylor规则无法有效抑制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货币政策当局应该将社会信贷总量纳入到传统Taylor规则中并对其做出一定程度的反应;作为衡量影子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信贷条件的贷款利率差这一观测变量,当其波动程度超过一定范围时,货币政策也应对其做出反应。消除金融歧视和金融抑制具有最好的社会福利效果,对金融变量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也应避免政策工具的冲突和政策目标的叠加。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金融稳定成为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从金融基础指标中拟合出我国金融稳定性指数,通过TVP-VAR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和与金融稳定之间的时变特征,发现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存在显著的阶段性特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提高金融稳定性;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显著优于价格型政策,政策当局在调控过程中仍以数量型政策为主;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调控效应更加表现为一种长期效应,货币当局应着眼于维持金融体系长期的稳定性,采取相对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保持货币政策的延续性,从而为公众树立良好预期。

货币局制度是一种特定的钉住汇率制度。９０年代以来这一制度以新的姿态出现，不再是殖民地货币安排，而是旨在降低通货膨胀、稳定汇率、保持货币稳定的货币体制建设。在新货币局制度下，中央银行可以进行最后贷款支持、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制度，金融机构还可从同业市场获得所需流动性。货币局制度能够提高中央银行信用、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加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提高中央银行的运作效率，这是部分国家重新引进货币局制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