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零利率下限和不完全汇率传递同时引入货币政策分析,利用两国DSGE模型深入探讨了不同货币政策规则和最优货币政策问题。研究表明,零利率下限会导致汇率的"逆向调整"效应,从而加剧两国相对经济波动。当外生冲击源于国外时,本国汇率不完全传递与零利率下限两种扭曲所导致的福利损失将相互叠加,这一点与发生本国冲击时的情形正好相反。采取汇率管制的货币政策很可能加重外部危机的国际传导,造成本国更大的福利损失。因此,我国央行应当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积极推进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国际化。

文章通过构建包含零利率下限约束的DSGE模型,系统探讨了存在零利率下限时外生不利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当名义利率触及零利率下限时,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会显著增加,外生不利冲击对产出、通胀、信贷等经济变量的影响也会明显放大。(2)当存在零利率下限时,传统泰勒规则已无法有效稳定经济,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不仅应盯住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还应对资产价格和信贷给予重点关注并做出适度反应。(3)货币政策更适于保持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的稳定,但难以有效减缓房价和信贷的波动。只有将逆周期监管的宏

文章通过构建包含零利率下限约束的DSGE模型,系统探讨了存在零利率下限时外生不利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当名义利率触及零利率下限时,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会显著增加,外生不利冲击对产出、通胀、信贷等经济变量的影响也会明显放大。(2)当存在零利率下限时,传统泰勒规则已无法有效稳定经济,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不仅应盯住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还应对资产价格和信贷给予重点关注并做出适度反应。(3)货币政策更适于保持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的稳定,但难以有效减缓房价和信贷的波动。只有将逆周期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搭配,才能保证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的全面稳定。为了应对不利冲击,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将其与货币政策有效搭配以保持宏观经济的全面稳定。

零利率在全球有不断蔓延之势,与其相伴而生的问题正深刻影响着经济与金融的稳定,为此构建了开放经济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嵌入零利率下限约束条件,以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为研究对象,围绕开放经济条件下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形的国外货币政策外溢冲击与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问题开展研究。研究发现:第一,相比较非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形,零利率下限约束时期的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减弱,这一结果减轻了对流动性陷阱可能会加剧风险外溢与蔓延至中国的担忧。第二,无论国外主要经济体处于零利率下限约束还是非零下限约束情形,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都是对称性的,未受到美国货币政策周期的影响。故此提出中国需密切关注国外政策外溢风险,坚持政策调控定力与自主性,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配合。

在国内经济下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的背景下，我国名义利率受到较大下行压力。为此，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框架下，基于零利率下限约束的视角，构建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考察货币冲击、技术冲击与偏好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测算社会福利损失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基准模型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了产出的增长，相比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虽然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的效果更好，但也提升了通胀水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福利损失。当名义利率受到零利率下限约束时，由于名义利率工具失效，扩张性货币政策推升通胀的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实际利率，使得家庭消费得到更大提升。但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波动更为剧烈，造成了更大的福利损失。当前，我国政策利率应避免落入零利率下限区间，依据稳增长与稳物价目标之间的权衡，根据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工具的有效组合，制定最优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使得调控更加精准有效。

文章首先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析差异化的利率调整对企业行为选择与实体经济的影响;然后基于欧元区的大样本数据,使用向量自回归等技术方法,分阶段检验正利率、零利率与负利率的传导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当利率逼近零值时,企业投资实体经济项目的产出与利率的关联度较小;在负利率前提下,如果企业投资实体经济项目的收益较低,降低利率非但不会促进企业增加实体经济项目的投资,反而可能导致经济"脱实向虚",从而形成金融风险。因此,货币政策还需与其他宏观政策相结合,努力提升实体经济项目的回报率,才能引导企业增加投资,并促进供给侧

本文拓展了开放经济中的货币政策模型，在引入国际货币和不完全汇率传递的框架下重点考察了最优货币政策问题。研究表明最优货币政策不仅取决于国际货币的比重，而且还受到汇率传递程度、经济开放度、货币需求弹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际货币份额的下降和汇率传递程度的上升都能提高宏观政策调控的有效性，从而改善纳什均衡的福利水平；然而国际货币的存在和不完全汇率传递却可以为两国的货币政策合作提供更多的福利改进空间。

在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会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全面，尤其缺乏对于零利率下限时期与常态化时期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美联储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将缩小中美两国利差，促使中国的资本外流加剧，并导致实际利率水平和企业融资成本增加，进而带来资产价格下跌，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美联储不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其面临零利率下限约束，此时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可能会与常态化时期有所区别。基于2002年1月至2021年7月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98个变量的月度数据，采用Wu-Xia联邦基金影子利率(Wu-Xia Shadow Federal Funds Rate)来度量零利率下限时期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立场，运用因子扩张型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从资产价格角度分析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看，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会通过利率渠道对中国资产价格产生负面影响，且该负面影响具有时滞性；人民币汇率调整具有补偿效应，即可以通过人民币贬值减轻资本外流的压力，进而削弱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在零利率下限时期，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比常态化时期更为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改进和拓展：一是采用Wu-Xia联邦基金影子利率度量零利率下限时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立场，避免因采用联邦基金利率而低估其负面影响；二是运用FAVAR模型缓解VAR模型及TVP-VAR模型的遗漏变量偏误问题，并为识别结构冲击提供足够丰富的信息；三是对零利率下限时期与常态化时期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时变影响。为更好地应对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需要深入分析和把握美联储货币政策动向发生改变的原因和本质，在坚持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的同时，密切关注和警惕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不断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保证人民币汇率弹性适度和调整空间充足。

宏观经济持续低迷引发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广泛讨论。本文构建包含名义利率零下限约束的混合型货币政策框架,据以系统比较存在和不存在零利率下限约束两种情形下宏观经济波动异质性以及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差异。研究发现,总需求下降时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形下产出下降和通缩程度更为严重;总供给下降不会引致名义利率触及零利率下限以致宏观经济波动演变无明显差异;零利率下限约束情形下央行数量型调控的有效性显著降低,价格型调控则完全失效。本文认为考虑零利率下限约束的建模更宜刻画现实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效力,忽视零利率下限约束会对宏观经济预判和政策调控有效性的认识产生偏误;需求低迷环境下"数量型调控为主、价格型调控为辅"的政策组合仍为央行合意的货币调控范式,央行须更加关注降低实际资金利率;政府应注重宏观政策协调配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与货币政策发挥有效政策合力,促使实体经济趋稳高质发展以摆脱利率下限约束困境。

本文运用带符号约束条件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联邦基金利率处于零利率下限时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在提高自身实际产出增长率和增加自身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会降低中国实际产出增长率和提高中国通货膨胀率。中国对美国净出口在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实际产出影响的传导过程中起主要作用。世界商品价格在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影响的传导过程中起主要作用。鉴于此,中国应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国际贸易波动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区间,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需关注短期国际资本流动。

低利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共存有着深刻的原因。对于发达国家，甚至全世界经济体，均衡利率已经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低利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共存有着深刻的原因。对于发达国家，甚至全世界经济体，均衡利率已经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均衡利率的持续下降需要宽松的货币环境以及政策利率维持在零甚至更低的水平。这是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

汇率传递同货币政策的关系是宏观经济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宏观经济政策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研究了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使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中国1994:1-2007:4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1)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消费者价格的传递是不完全的。(2)未考虑货币政策的汇率传递弹性估计表明,结果是有偏误的,货币政策在长期内降低了汇率对消费者价格的传递效应。(3)在包含和未包含货币政策的传递弹性差异程度上,中国低于美国,说明中国货币政策还有改进的余地。(4)未考虑货币政策变量时,模型的调整力度较低,短期内货币政策降低了偏离长期均衡时的调整力度。(5)脉冲响应结果表明...

本文拓展了开放经济中的货币政策模型,重点分析了不完全汇率传递情况下的最优货币政策问题。研究表明,最优货币政策不仅取决于汇率传递的程度,而且还受到经济开放度、货币需求弹性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汇率传递程度的增加,最优货币政策对国内生产冲击的反应逐渐增强,汇率的波动幅度也逐渐加大。不完全汇率传递决定了两国相对价格对一价法则的偏离程度,因此福利损失随着汇率传递程度的增加而减少。通过对比分析纳什均衡和合作均衡的情况,我们发现与PCP、LCP的不同之处是,合作均衡能在汇率不完全传递时改善两国的福利水平。

文章利用2000年1月至2011年9月的分省月度数据序列对人民币汇率的传递效应进行实证研究。面板协整及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对国内物价的影响较小,而货币供给量、通货膨胀预期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高通胀不应成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障碍,人民币浮动弹性仍然要继续扩大。而以紧缩流动性为目的的金融创新、结售汇制度改革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才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本文在人民币国际化视野下,将汇率传递、利率规则和生产冲击之间相互影响的内在机制联系起来,拓展了标准的货币政策模型,在开放经济环境中重点分析了由人民币国际化所产生的一国汇率传递程度上升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本国汇率传递程度上升将直接影响两国的最优货币政策,并能同时提高本国与外国的福利水平。纳什均衡时,人民币国际化将加剧两国的汇率波动幅度;但是在合作均衡下,汇率波动随着汇率传递程度增加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