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世界性金融危机背景下,过高的储蓄率会加重内需不足进而引致经济衰退,文章分析了我国居民储蓄率过高的制度性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本文从实证角度探讨分析消费信贷对扩大消费、降低居民储蓄率的作用效果问题。利用2004—2011年我国各省城镇居民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GMM估计量对居民储蓄率决定因素的实证检验显示:消费信贷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国城镇居民的高储蓄率水平。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消费信贷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将会下降0.039个百分点。但消费信贷的作用仅在于降低储蓄率过快上升的趋势,其影响居民储蓄率的效果还存在诸多限制。

高储蓄率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诸多影响,深入研究我国储蓄率的具体状况,探讨适度调整储蓄率的政策措施,有助于从宏观经济战略层面正确认识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实质和发展趋势,也有助于探索我国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扩大内需市场的途径。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理论和现状考察、影响分析之后,为促进我国储蓄率水平的适度降低,建议重点实施七个方面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变革。

"全面两孩"政策导致人口结构转变,引起养老保险支付以及居民储蓄率的变化。本文选取1998—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和养老保险制度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人口的老龄化趋势会使得养老压力不断增大,从而增加了居民的储蓄;(2)居民储蓄率与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居民收入越多储蓄越多;(3)"全面两孩"政策对居民储蓄具有抑制性效果,会降低居民的储蓄率;(4)养老保险参保率与居民储蓄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居民在参加养老保险的同时也增加了养老储蓄。因此,建议制定差异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明确养老保险预期,并适当提高社会养老金的水平。

本文通过计算我国国民储蓄率和部门储蓄率,发现我国国民储蓄率自2010年后就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其中居民储蓄率下降是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的主要原因。随后,本文测算了我国的最优储蓄率水平,得出结论,虽然我国的储蓄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较高水平,但总体上依然处于最优储蓄率的测算区间。最后,对储蓄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储蓄率的下降会显著降低投资率水平并增加金融风险,而且储蓄率的下降可能是一个长期且无法避免的问题。据此,本文提出政策建议。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理解近20年来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的最佳切入点是美国居民储蓄率的系统性下降。本文利用美国的资金流量表,分析了财富效应和信贷便利性对美国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同时,还研究了由此导致的美元信用基础的变化,以及复杂金融体系下包括中央银行和各类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美元信用创造过程中的作用。由此可以发现,此次危机不仅是美国居民过度负债的危机,而且也是美元信用基础坍塌、信用创造机制瓦解的危机——这意味着此次危机的持续时间或许会非常长。无论如何,全球经济失衡和当前的危机都反映了信用本位制下国际货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居民储蓄率的定义出发,以宁波市400户家庭家计调查数据为样本。得到: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储蓄率总体上大幅上升,但低收入家庭储蓄率较低且长期内并无明显上升。统计分解表明:高收人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长与储蓄率的大幅提高是居民总储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动力,而因子分析则得到影响居民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因素、不确定因素与收入增长因素。最后,本文提出了防止居民储蓄率进一步较快上升的政策建议。

本文以1991—2014年全球范围内的91个经济体为样本,研究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本文认为,在人口结构变化方面,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预期寿命的提高带来的"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抵消甚至超过了老龄人口负担上升的负效应。未来,随着人口结构比较优势的衰减,人口红利进一步消退,中国需要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

近年来 ,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为了解释这个令人困惑的现象 ,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可以把握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之基本特征的叠代模型。我们进而发现 ,人口老龄化一般说来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由于人口老龄化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自然结果 ,它很可能是造成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中的数值模拟结果为上述判断提供了一些依据。最后 ,我们对中国的黄金律问题进行了讨论。基于多种原因 ,我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储蓄率并不是社会最优储蓄率的体现 ,降低储蓄率很可能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

目前,预防性储蓄理论能否有效地解释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尚未可知。本文以地震为不确定性事件克服收入波动的内生性问题,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展开了系统检验。理论上首先提出了"地震通过影响预期收入与预期收入的方差,最终影响居民储蓄率"的作用路径。然后分别基于中国微观家庭收入分配调查(CHIP)和宏观省际数据,在微观层面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系统GMM法,在宏观层面借助合成控制法和工具变量法,为该路径提供直接和间接的证据支持。研究发现:首先,汶川地震后,在不同的收入状况下,四川家庭预期收入的方差增大,居民储蓄率相比震前显著提升;其次,家庭所在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与预期收入的方差负相关,并且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间接地证明了地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依赖于预期收入的方差,最终明确了预防性储蓄动机的现实作用。

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总额居高不下,且呈高速增长之势,而经济投资、生产却资金短缺,消费需求也严重不足,加剧了通货紧缩的局面。通过索洛模型和我国相关数据分析可以得出我国适当的居民储蓄率。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十分关注储蓄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认为在较低人均资本水平下,较高的储蓄率有利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我们利用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发现,在我国现阶段不存在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实际GDP水平值对储蓄增量的显著反向影响。因此,较高的收入增长是储蓄提高的主要原因,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平稳导致了储蓄率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正向影响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