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LUCC模型和MSPA-MCR方法对2040年长江经济带“山水林田湖草”生态要素进行分析和模拟，并基于此进行生态安全格局多情景模拟，结果表明：(1)研究区2020年生态要素以林地（1052086 km~2）和耕地（667456 km~2）为主，生态要素结构变化表现为草地、水域和耕地的持续减少以及林地的小幅增加，发生变化区域主要位于上游的川藏地区、横断山区、秦巴山地和中下游的武陵山区、黄山地区、长江中下游平原。(2)不同情景下2040年生态要素面积和空间特征差异明显，生态要素总面积仅在生产优先情景下增长，其他4种情景下均减少，生态要素扩张主要发生在不同要素过渡区，萎缩则主要发生在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的衔接区。(3)确定现状重要生态源地30个，总面积352573 km~2，平均连通度3.77，连接重要生态源地的生态廊道69条，平均长度约260 km。重要生态源地的主要构成要素是林地和草地，呈大块状集中分布在长江经济带的上游地区，小块状分散分布在中下游地区。(4)生态优先和综合优化情景下研究区将形成生态网络更加复杂、生态源地连通性更好、更加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格局。

【目的】模拟预测苏南水网地区蓝绿空间格局多情景发展趋势，探究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情景方案。【方法】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南片区为例，设置自然发展、生态保护优先和城镇发展优先等3种情景，借助CA-Markov模型，对2030年蓝绿空间格局变化趋势进行多情景模拟分析，并运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和景观连通性评价解读蓝绿空间景观生态结构与生态格局特征。【结果】不同发展情景下蓝绿空间规模与格局变化差异显著。自然发展和城镇发展优先情景下，蓝绿空间面积呈现加速减少趋势，分别减少了3 626.37、7 145.74 hm~2。蓝绿空间核心区、孔隙等形态类型负向变化剧烈，蓝绿空间破碎度增加，连通性降低。生态保护优先情景与自然发展和城镇发展优先情景相比，蓝绿空间面积分别增加了2 904.30、6 423.67 hm~2，蓝绿空间核心区等形态类型增幅明显，孔隙率显著降低，蓝绿空间破碎度降低，连通性增强。【结论】自然发展和城镇发展优先情景对水网地区蓝绿空间呈现负向影响趋势，生态保护优先情景在维持蓝绿空间面积与格局稳定，改善蓝绿空间连通性方面效果显著。图4表4参2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为保障国家和地区的生态安全,对未来生态空间进行模拟预测十分必要。在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背景下,以湖北省为研究区,利用FLUS模型基于湖北省2010年、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及包含自然和人文因素的15种驱动因子数据,对2035年的湖北省生态空间进行模拟预测。结果表明:利用2010年土地利用现状模拟出的2015年湖北省土地利用变化情况,总体精度达到0.976,Kappa系数达到0.961,模拟精度较高。设置的生产空间优先、生活空间优先、生态空间优先以及综合空间优化4种不同情景,基本满足未来湖北省不同发展导向的需求。从地貌单元角度来看,在不同情景下,湖北省生态空间主要分布于湖北省边陲四大山区,中部江汉平原生态空间零星分布。从数量规模上来看,不同情景下各个用地类型数量规模差异较为明显,生产空间优先情景下耕地面积增加1216 km~2,生活空间优先情景下城镇用地规模增加5959 km~2,生态空间优先情景下生态空间用地增长722 km~2,综合空间优化情景下生态空间用地规模变化更趋于平缓。从生态空间变化分布来看,四大山区的生态空间变化不大,但中部江汉平原生态空间变化较为明显,其中从行政区划上来看,变化范围主要分布于武汉城市圈、襄阳市、宜昌市中西部地区及随州市中部地区。总而言之,FLUS模型对于湖北省生态空间模拟的适用性较好,多情景模拟结果可为湖北省未来国土空间规划及未来生态空间管控提供多角度、多方向的政策决策参考。

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目标,系统分析该地带土地生态安全问题是关键。通过构建土地生态安全DPSIR模型,对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土地生态安全水平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土地生态安全的时空演化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得出:(1)时间上,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水平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土地生态安全状况逐渐改善;空间上,土地生态安全水平从东向西逐渐递减,但其空间差异正逐步缩小;区域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土地生态安全水平的增长热点区,并向城市群外围逐步扩散。(2)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存在着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土地生态安全高值(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长三角地区,低值(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湖南、贵州二省的部分地区。(3)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环境保护力度、土地利用效率、城市化水平为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的主导影响因素,但不同区域的主导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这为改善土地生态安全,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依据。

成都都市圈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经济中心，开展生态—社会经济耦合协调研究对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InVEST模型分析研究区2010年、2015年、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其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动态演化过程，基于InVEST—PLUS模型模拟分析2035年自然发展、产业引领、绿色低碳三种情景下生态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2010年、2015年、2020年生态系统综合服务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43、0.41、0.44，总体处于一般等级，空间分布无较大差异，整体呈“西部优于东部、中部最低”的特点；（2）2010—2020年，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由0.29上升至0.36，实现了由中度失调向轻度失调状态的转变，但空间分布不平衡，整体格局由“东部优于西部”转为“西部优于东部”；（3）2020—2035年，两系统间耦合协调水平持续改善，三种情景耦合协调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绿色低碳情景>自然发展情景>产业引领情景，表明修复治理措施力度的加大有利于改善研究区大部分区域的协调状态。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筑屏“三山”、涵养“三江”、协同“三区”三点政策启示，可为成都都市圈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撑，亦可为其他都市圈提供参考和样本。

耕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关系到未来中华民族的生存。但究竟需要守住多少耕地才能满足新时代中国粮食需求的底线,一直存在着不同的争论。为此,本文从厘清不同情景下耕地最低保有量需求出发,构建兼顾人口、人均粮食、粮食单产的耕地需求预测模型,模拟完全自给、高度自给、适度自给3种情景的耕地需求量;结合耕地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预测,判定耕地保护的理想能保量、基础应保量、底线必保量。结果表明:(1)2020、2025、2030、2035年理想能保量要求至少保住19.20亿、18.39亿、18.47亿、16.57亿亩耕地;基础应保量要求至少保住18.49亿、17.72亿、17.78亿、16.12亿亩耕地;底线必保量要求至少保住17.80亿、17.09亿、17.09亿、15.51亿亩耕地。其中基础应保量可作为理性的策略选择。(2)目前划定15.51亿亩永久基本农田基本能保障2035年粮食自给,但今后若放弃严控政策,则难以满足2030、2035年粮食完全自给的耕地需求。未来应全面细化并继续严格实施耕地保护政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研究目的：探究多情景休耕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为耕地保护、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供依据。研究方法：因子评价、意愿调查和情景模拟分析。研究结果：（1）休耕迫切性、规模和空间分布受耕地资源环境本底硬约束控制，重度污染、中度污染、一级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地下水重度超采和质量劣等耕地分别占1.23%、2.31%、3.57%、0.68%和3.69%，应全部纳入休耕。（2）当前农户休耕意愿偏低，全国仅2.17%农户参与意愿高，84.92%的农户休耕意愿低或不愿意。不同情景下休耕需求差异显著，表现为生态安全优先情景（PES,20.57%）>农户意愿优先情景（PFW,18.98%）>食品安全优先情景（PFS,15.30%）。（3）不同情景下休耕导致的产能损失显著差异，全面执行休耕潜在的粮食产能损失率为PES(17.32%)>PFW(14.36%)>PFS(13.66%)，对粮食安全有负面影响。遵循农户意愿合理安排时序，可确保近期、中期、远期休耕造成的粮食产能损失完全不影响中国2025年、2030年和2035年实现粮食高度自给。研究结论：实施休耕既要考虑耕地资源环境本底状况和农户意愿，也要减轻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从而缓解耕地污染、保护生态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开展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分析与模拟是国土空间规划优化管控的重要依据,对促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基于2001年、2009年、2017年三期MODIS全球500 m土地利用数据,采用元胞自动机马尔科夫模型(cellular automata Markov,CA-Markov)和多准则评价方法(multi-criteria evaluation,MCE),进行长江经济带的土地利用时空演化模拟.结果表明:1)2017年土地利用模拟结果与实际土地利用分类结果交叉验证,Kappa系数为0.894 2,表明利用CA-Markov模型和MCE方法进行土地利用时空演化模拟是可行的.2)2000年以来,长江经济带针叶林、阔叶林和混交林的面积明显增加,分别增加0.42万km~2、2.67万km~2和2.44万km~2,而热带多树草原、热带稀树草原和草地分别减少4.76万km~2、1.2万km~2和0.91万km~2,说明我国西部草场转化为林地较为显著.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的区域达到33.53%,其中农用地和热带稀树草原之间的相互转移最为活跃,表明长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正在稳步推进,长江经济带实行的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已经在农用地的整治和质量优化中初步见成效,对生态保护和恢复发挥了显著作用.3)模拟结果表明,目前到2025年,长江经济带热带稀树草原的面积将继续增长,达到3.84万km~2,主要得益于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恢复政策的持续推进.但热带多树草原面积减少最大,达到了2.68万km~2,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林地的整体生态功能效应,应引起一定的重视.农用地减少的面积仅次于热带多树草原,为2.27万km~2,预示着长江经济带全域范围需要继续加强监管耕地红线,并进一步提升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力度,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如何协调好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福利三者之间关系是当前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运用重心模型和空间插值法刻画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格局演化,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与其影响因素间的动态响应关系。主要结论为:(1)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呈"上升-递减"的趋势,其整体数值偏低,主要受到规模效率的影响。(2)绩效整体重心移动轨迹呈东进北移态势,高值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地区。从空间格局上看,中游和下游地区生态福利绩效呈现出更为显著的"中心-边缘"空间结构,后期分别形成上海市和湖南省两个新的高值中心,呈圈层向四周递减。而上游地区整体绩效逐步趋于落后。(3)规模效应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当期并不显著,到第2期其响应值达到最大,而6～10期在0值附近波动;结构效应始终表现为负向冲击,总体变化幅度不大;而技术效应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福利绩效的负向响应的频率明显多于正向。从方差分解看,绩效基本上受自身冲击,但后期其影响因素对绩效的贡献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基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战略背景，结合“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的时代倡议，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沿线省份的产业发展态势，运用STIRPAT拓展模型，构建碳排放量与各影响因素的预测模型，进一步设置不同情景模式，预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2021—2040年的碳达峰趋势。结果表明：（1）能源消耗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大，是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碳达峰的最重要因素。（2）技术突破模式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峰值4 808.43×10~(6)吨；政策调控和数字经济模式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在2035年实现碳达峰，峰值分别为5 519.46×10~(6)吨和4 988.32×10~(6)吨；基准模式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未能实现碳达峰。（3）内蒙古、陕西和新疆是碳达峰重点关注区，应加快政策落地、加大技术突破、加强数字经济，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

基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战略背景，结合“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的时代倡议，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沿线省份的产业发展态势，运用STIRPAT拓展模型，构建碳排放量与各影响因素的预测模型，进一步设置不同情景模式，预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2021—2040年的碳达峰趋势。结果表明：（1）能源消耗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大，是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碳达峰的最重要因素。（2）技术突破模式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峰值4 808.43×10~(6)吨；政策调控和数字经济模式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在2035年实现碳达峰，峰值分别为5 519.46×10~(6)吨和4 988.32×10~(6)吨；基准模式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未能实现碳达峰。（3）内蒙古、陕西和新疆是碳达峰重点关注区，应加快政策落地、加大技术突破、加强数字经济，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

文章在深入分析旅游产业生态系统构成的基础上,构建系统安全运行的评估体系,选取2005-2014年相关数据并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借助耦合函数全面衡量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探究其安全格局。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生态系统耦合情况处于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之间,旅游产业生态系统安全度较低。旅游活动"生产"的压力明显上涨,环境状态急剧恶化,而社会响应行为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此外,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生态系统安全格局主要表现为浙江、安徽、重庆、贵州和云南为系统风险缓解型区域,湖南属于系统风险加

文章在深入分析旅游产业生态系统构成的基础上,构建系统安全运行的评估体系,选取2005-2014年相关数据并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借助耦合函数全面衡量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探究其安全格局。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生态系统耦合情况处于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之间,旅游产业生态系统安全度较低。旅游活动"生产"的压力明显上涨,环境状态急剧恶化,而社会响应行为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此外,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生态系统安全格局主要表现为浙江、安徽、重庆、贵州和云南为系统风险缓解型区域,湖南属于系统风险加剧型区域,上海、江苏、江西、湖北和四川则属于风险反复型区域。最后,尝试提出保障旅游产业生态系统安全运行的相关建议。

文章在深入分析旅游产业生态系统构成的基础上,构建系统安全运行的评估体系,选取2005-2014年相关数据并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借助耦合函数全面衡量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探究其安全格局。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生态系统耦合情况处于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之间,旅游产业生态系统安全度较低。旅游活动"生产"的压力明显上涨,环境状态急剧恶化,而社会响应行为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此外,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生态系统安全格局主要表现为浙江、安徽、重庆、贵州和云南为系统风险缓解型区域,湖南属于系统风险加

城市协同发展是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复合生态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关系经济地理理论，构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空间相关、Zipf规模位序等定量方法，对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进行计算分析。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格局总体东高西低呈橄榄型分布，且城市等级差异明显；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与生态支撑等4个分领域相辅相成，存在正相关关系；三大城市群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的战略引领和支撑能力作用明显。最后，提出应促进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四链融合、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综合效能、培育全方位开放新优势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