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的联动发展及生态廊道建设使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出现剧烈变化,研究旅游景区的空间变化对旅游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制定长江黄金旅游带规划以及实现旅游经济腾飞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选取2012年和2016年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的旅游景区空间点位数据,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平均最近邻分析以及核密度等方法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旅游景区的空间演变特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旅游景区总体分布格局基本沿长江水系发生聚集,聚集程度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相关政策促进、旅游业市场需求持续增加、交通可达性优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区域景区聚集加速;城市休闲型景区以及主题公园兴建为城市景区聚集提供新动力。

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124个城市为例,结合空间自相关和区域差异测度方法,选取2011年、2013年和2016年为研究时间节点,对长江经济带旅游景区时空分布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景区分布的热点区和冷点区具有明显的时空继承性,且热点、冷点区空间集聚现象显著,地理邻近效应突出;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呈现不同结构模式,分别为极核式、点轴式、网络式;旅游景区的整体时空分布均衡程度不断增加,但区域内部差异显著:中游地区的旅游景区时空分布趋于均衡,下游和上游地区则呈现集中态势。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长江经济带旅游景区时空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资源稟赋、品牌塑造、创新意识等内在驱动力以及人口分布、经济发展、交通建设等外在驱动力。最后,提出了景区空间布局优化建议。

基于A级以上旅游景区的抖音粉丝量数据，运用空间分类、核密度、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以及GWR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从空间分异看，各省、市的旅游经济发育水平存在差异，其中上海、湖南、湖北等地的景区网络化水平较高，而四川、安徽等地较低.同时，从格局分布看，较高及高等关注度景区在江浙沪一带呈集聚分布，在四川成都呈孤立分布，中低关注度景区分布范围广，但整体上东密西疏.2）从空间集聚看，整体呈现出“双核引领，多点驱动”的结构特征.双核是指在成都和绍兴所形成的较强的集聚核心，多点是指在徐州、昆明、武汉等地形成的相对较弱的次核心区.不同类型景区空间集聚特征不同，其中人文类以及人工型景区的集聚核心较为明显，自然类景区呈现出“一片两高，三中四弱”的空间特征.3）从空间结构看，中高关注度景区在空间上呈均匀型分布，低、较低关注度景区呈集聚型分布.从各省、市的集中程度来看，上海、江西、贵州的集中水平更高，而安徽、四川、重庆、湖南等地的集中水平较低.4）从景区的虚实发展差异来看，景区网络关注度虽然打开了市场，但由于发展差距过大，导致整体发育水平并不高.5）从影响因素来看，不同影响因子对旅游经济网络化发展的影响方向及力度不同.从影响方向来看，除视频质量的影响方向表现为南北分异以外，其他变量的影响方向均呈现出东西分异规律.从各因子的影响力度来看，宣传力度以及实体建设质量水平对地区网络旅游经济的解释程度较高，经济支撑力、网络化水平次之，交通条件及服务水平的解释力较小.总体来说，各影响因子对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均起到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其中对苏浙沪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相关性较强.

基于Mann-Kendall方法对1990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进行突变点分析,结合数理统计及空间分析方法,在Arc GIS、Geo Da等软件支持下,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变进行多视角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空间总体呈东北—西南格局,重心迁移以东西方向为主、南北方向变化较小,在主半轴方向上阶段性特征明显,辅半轴则呈持续收缩趋势;县域经济格局具有两极分化、圈层扩散、地域差异等特征;1990—2003年区域县域经济呈集聚分布态势,2003—2013年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态势有所减弱,热点区主要位于长三角地区,冷点区集中分布于中西部地带;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满足位序—规模法则,其发展状况呈分散均衡型,其演变格局表明各类型县域比例差异较小,东部经济地带以先升后降型为主,中部经济地带以下降型县域为主导,西部经济地带主要为持续上升型;地理区位与交通条件、产业布局与全球化水平、城市等级体系状况、国家政策导向等因素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因素。

旅游生态效率是一种以"最小资源投入和环境破坏,最大经济社会产出"为核心目标,衡量旅游永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综合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和面板Tobit回归模型探索长江经济带2007～2016年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高效率省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较低效率省区分布广泛,其数量先减少后增加;而低效率省区数量较少,其分布范围总体从长江经济带东部向西部迁移。(2)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性和集聚性均不断缩小,东部、中部和西部3地区内部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区域差异的主要贡献者。(3)旅游经济规模、旅游产业结构、科技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政府规制力度对各省区旅游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较强。

本文通过超效率DEA-Malmquist模型和Arcgis软件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6—2020年旅游产业的超效率及其变化程度进行测算并进行可视化描述，利用四象限图对旅游产业的超效率演变类型进行判定。最后采用面板方程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的旅游产业的超效率呈现出先迂回波折后快速突变式的发展状态，整体表现出DEA无效状态，在空间上呈现出东—中—西空间聚集现象，从东到西呈现出反梯度变化趋势，而其变化随时间表现出“V”型演化路径，省域差距显著；区域超效率发展类型处于由瘦狗类、金牛类朝问题类、明星类过渡的阶段；旅游产业超效率受到经济发展、区位条件、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而与科技信息化水平和交通便利等因素呈负向关联的状态。

从旅游产品服务、经济活力、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及共享发展6个维度，构建能够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旅游业发展评价体系，运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对长江经济带2008—2019年旅游业发展质量进行重新测度，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其内部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时序方面，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水平整体呈快速上升态势，各维度指数波动性上升，水平及增长速度差异显著。(2)空间方面，下、中、上游地区呈“下游地区最高，中上游地区不相上下”，且以江苏、浙江、上海为主力，其他省市齐头并进的旅游业发展格局。(3)分维度指数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旅游产品服务、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呈下游、中游、上游递减，而旅游经济活力、共享发展呈下游、上游、中游递减，旅游绿色发展呈中游、上游、下游递减的分布特征。(4)旅游服务、创新产出、收入福利、产业结构及环境治理是主要内部影响因素，作用程度依次递减，地域约束类型可分为五大类型。

长江经济带作为旅游业的重要发展轴线，其旅游业的提质增效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基于2002～2019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DEA模型对各城市旅游产业效率进行测定，在时间序列分析和空间关联检验基础上，使用传统和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效率的时空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整体上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效率处于较低水平，且呈现波动中缓慢下降的趋势，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较大的技术进步和资源节约空间；总体上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效率空间格局呈现“周高中低”特征，东部和西部地区旅游产业效率高于中部地区。(2)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效率具有维持原有状态的稳定性，整体上向低水平转移的概率大于向高水平转移的概率，且发生跨越式转移的概率极低。(3)地理背景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效率动态演变影响显著，旅游产业效率较高的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向上转移的概率增大，而旅游产业效率较低的城市会抑制周围城市向上转移，从而逐渐形成“高高集聚、高带动低”的“俱乐部收敛”现象。

本文通过超效率DEA-Malmquist模型和Arcgis软件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6—2020年旅游产业的超效率及其变化程度进行测算并进行可视化描述，利用四象限图对旅游产业的超效率演变类型进行判定。最后采用面板方程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的旅游产业的超效率呈现出先迂回波折后快速突变式的发展状态，整体表现出DEA无效状态，在空间上呈现出东—中—西空间聚集现象，从东到西呈现出反梯度变化趋势，而其变化随时间表现出“V”型演化路径，省域差距显著；区域超效率发展类型处于由瘦狗类、金牛类朝问题类、明星类过渡的阶段；旅游产业超效率受到经济发展、区位条件、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而与科技信息化水平和交通便利等因素呈负向关联的状态。

运用空间重心统计模型,对长江经济带茶区近30年茶叶生产空间演变格局进行分析并探讨其驱动力。研究表明:(1)1984—2014年间,长江经济带茶园面积、茶叶产量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但二者占全国份额呈逐渐减少趋势,茶园面积由1984年的占全国份额的77%下降到2014年的75%;茶叶产量由1984年占全国份额的82%下降到2014年的70%。(2)近30年来长江经济带茶叶生产地域空间格局变动大、地域分异明显。东部浙江、中部湖南等传统产茶大省对区域茶叶生产贡献逐渐减少,长江经济带茶叶生产业已形成东部浙江省,中部

运用空间重心统计模型,对长江经济带茶区近30年茶叶生产空间演变格局进行分析并探讨其驱动力。研究表明:(1)1984—2014年间,长江经济带茶园面积、茶叶产量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但二者占全国份额呈逐渐减少趋势,茶园面积由1984年的占全国份额的77%下降到2014年的75%;茶叶产量由1984年占全国份额的82%下降到2014年的70%。(2)近30年来长江经济带茶叶生产地域空间格局变动大、地域分异明显。东部浙江、中部湖南等传统产茶大省对区域茶叶生产贡献逐渐减少,长江经济带茶叶生产业已形成东部浙江省,中部湖北省与西部云南、贵州、四川等5省为主导的地域分工格局。(3)30年来长江经济带茶区茶叶生产重心西移明显,并呈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趋势。(4)长江经济带西部宜茶的自然禀赋为茶产业西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技术及茶园标准化管理水平的提升对茶叶产量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此外,国家茶产业扶持政策也为茶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基地化进程提供了有力保障,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的人力与土地成本客观上也推动了茶产业的西移。

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重心模型等方法勾勒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轨迹,借助VAR模型探讨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间的互动响应关系。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整体处于中等效率阶段,呈动态上升趋势,且表现出"东部>西部>中部"的空间分布格局;旅游生态效率形成"低低集聚、高高集聚"式的"俱乐部收敛"型"双峰"格局,向西北方向移动趋势明显;东部和中部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脉冲响应最终趋于平稳,西部地区响应程度偏弱;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生态效率的贡献率随时间发展趋于升高,旅游生态效率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随时间发展逐步降低。

以AAAA,AAAA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地理数学方法和GIS空间分析工具分析长江经济带高级别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高级别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高级别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均衡性很低,在省域、区域尺度上呈集中非均衡分布;高级别旅游资源在空间分布密度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以上海市和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南京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宁波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及重庆都市区是高级别旅游资源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水体资源禀赋、交通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及区域人口规模是影响长江经济带高级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了促进长江经济带旅游协调健康发展的建议。

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网格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从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密度、分布均衡性等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分布呈集聚型,其集聚程度有逐渐增强的演变特征;(2)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高密度区呈现散点状结构向组团结构演变的特征,并逐步形成"U"字形核密度结构;(3)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呈不等概率分布,存在围绕武汉、宜昌、长沙、南昌等城市集聚分布的现象,但呈现出不断均衡的发展趋势;(4)资源本底、市场条件及政策环境对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逐渐加强,不同等级旅游景区受到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公民可支配性收入逐年递增,自驾车旅游也随之持续升温,但目前自驾游产业及其相关领域联动问题研究较少。从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规划角度看,在开发自驾游产业时,要统筹考虑自驾游产业与旅游景区间联动问题,这对双方自身发展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