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对赤水河贵州段和长江流域洪湖段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生计资本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418、0.364、0.096、-0.08、0.465，其中，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大，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生计资本和生态补偿对可持续生计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299和0.520，生态补偿是影响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的主要因素。

渔民退捕是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举措。短期内,中央政府应为退捕补偿主体,地方政府为辅,持证渔民为补偿客体;长期来看,应按退捕区域事权财权,明确中央、省、市(县)的补偿主体责任,还应拓展补偿客体,考虑区域间补偿标准的差异化,兼顾补偿的公平与效率。长江退捕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主体机制外,还应从组织领导、法治制度、政策支持和资金管理等方面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分析长江流域施用氮、磷和钾肥对水稻的增产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的贡献率，为该水稻种植区域的养分管理提供依据。数据来源于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在中国长江流域开展的水稻田间试验以及通过在中国知网检索关键词为“水稻”“水稻+产量”的文献，符合Meta分析标准的氮磷钾数据分别有1 107、745和785组。以不施肥处理作为对照，以反应比作为增产效应值，利用Meta分析方法探究施肥对长江流域中稻的增产效应及其影响因素。与不施氮、磷或钾肥处理相比，长江流域中稻施用氮、磷和钾肥均具有显著的增产效应，施用氮、磷和钾肥的产量分别平均增加了35.1%、10.9%和11.9%，其中以氮肥的增产效应最高。不同基础地力水平对水稻增产效应具有显著影响，施用氮、磷和钾肥的增产效应均以低地力土壤（产量0.9 g/kg、全钾20.0 g/kg、碱解氮>150.0mg/kg、速效磷≤9.0 mg/kg、速效钾≤70.0 mg/kg时，施磷和钾肥均获得最好的增产效应。低肥力土壤有助于增加施肥的增产效应，然而土壤pH和不同土壤理化性质影响着施肥增产效应，导致长江流域不同省市之间的施肥增产效应存在差异。施用氮肥的增产效应分别在土壤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较低的土壤上最高，施用磷钾肥的增产效应在土壤碱解氮含量较高和速效磷、速效钾含量较低时最高。施用氮肥在碱性土壤、施用磷肥和钾肥在弱酸性土壤的增产效果最好。因此，各种植区域水稻养分管理应结合土壤pH、有机质及土壤理化性质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作为肥料投入的依据。

以长江经济带105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非期望产出DEA-SBM模型测算了各城市绿色效率。结果表明:长江流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较低,各城市群绿色发展存在显著差异。成渝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的三大增长极;而江淮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显著降低了长江经济带城市整体绿色发展水平。运用Tobit面板模型分析了绿色效率的影响因素,对影响因素研究得出科技水平的提高是推动长江流域城市绿色发展的关键引擎,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制约因素、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对绿色发展起负向推动作用。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必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加大教育和科技的投入,积极推动绿色生态政治。

以1992~2012年长江流域196个土壤观测站的旬土壤相对湿度资料为基础,通过线性趋势和Kriging插值等方法分析0~50 cm土层土壤相对湿度年际、年内时空分异和季节变化特征,并从气候和NDVI要素探寻其变化原因。结果表明:(1)长江流域年均土壤相对湿度自1992年以来整体上呈波动增加趋势,年际变化倾向率为0.26%/a。江源地区土壤相对湿度增幅大于其他地区。(2)土壤相对湿度表现为东南和西南部较高,东北和西北部较低的空间分布特点。(3)四季土壤相对湿度增加的强烈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秋季、冬季、夏季、春季。(4)土壤相对湿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潜在蒸发减少和NDVI增加。

渔民作为我国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对象,渔民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指标。选取的研究地区是首批推行并完成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和湖北省洪湖市,基于退捕渔民调研结果,先使用TOPSIS法的数学模型求出最优解,再进行障碍度计算,并对禁捕政策实施效果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关于禁捕生态补偿政策渔民评价的最优解,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为0.45,绩效一般,湖北省洪湖市为0.27,对应的绩效水平为较差;(2)影响两个地区绩效评价的前三位主要因素是实施禁捕后,政府部门工作跟踪力度满意度(B4)、生活水平满意度(D2)、社会活动与社会地位满意度(E2)。研究结论为评价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提供一个可选分析框架,为其他地区提高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提供参考依据。

渔民作为我国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对象,渔民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指标。选取的研究地区是首批推行并完成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和湖北省洪湖市,基于退捕渔民调研结果,先使用TOPSIS法的数学模型求出最优解,再进行障碍度计算,并对禁捕政策实施效果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关于禁捕生态补偿政策渔民评价的最优解,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为0.45,绩效一般,湖北省洪湖市为0.27,对应的绩效水平为较差;(2)影响两个地区绩效评价的前三位主要因素是实施禁捕后,政府部门工作跟踪力度满意度(B4)、生活水平满意度(D2)、社会活动与社会地位满意度(E2)。研究结论为评价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提供一个可选分析框架,为其他地区提高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提供参考依据。

文章首先阐述了建立可持续农业发展管理机制的必要性与原则 ,在分析长江流域可持续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 ,提出了长江流域可持续农业发展管理机制的具体内容

为了解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在干流水域、八条一级支流以及洞庭湖和鄱阳湖共设置71个站位进行了调查，并对不同时期不同水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同时解析了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流域浮游植物丰度范围为0.07×10~4～2 493.69×10~4 cells/L,生物量范围为0.001 1～21.072 2 mg/L。硅藻门、绿藻门和蓝藻门是长江流域优势浮游植物门类。在空间上，由西往东，浮游植物丰度和生物量呈增加趋势；硅藻门在浮游植物总丰度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蓝藻门和绿藻门则呈上升趋势。在时间上，鱼类育肥期的浮游植物丰度和生物量普遍高于繁殖期和越冬期，蓝藻门和绿藻门在浮游植物总丰度中的占比也更高，硅藻门则更低。冗余分析、层次分割和变差分解结果表明，就全流域尺度而言，环境因子和空间因子对长江流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均存在影响。在鱼类育肥期，环境因子对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差异影响更大，其中水温是最主要的影响因子，且水温与浮游植物总丰度及优势门丰度呈显著正相关性；在鱼类越冬期，空间因子对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差异影响更大，空间因子MEM3是最主要的影响因子。以上研究结果可为长江流域水生态管理提供重要基础数据。

全面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长江沿线绿色生态廊道,事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是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根本要求。文章从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之自然、社会以及政策境遇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其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守法方面的法治障碍,以探求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法治对策。文章提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法治路径的实现,需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性立法、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联合执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划司法审判专门管辖制度以及强化环保督察推进环境守法新常态。

本文基于2004—2010年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中长江流域6省1市的农户追踪数据,以种植净收益的因素贡献率为视角,分析了未来我国长江流域发展双季稻的调控路径选择。研究结果表明,2004—2010年长江流域农户水稻"双改单"趋势明显,价格与单位面积产量逐渐成为单、双季稻净收益增长的最大贡献因素,双季稻物质资本投入对净收益的贡献率均高出同期单季稻;粮食补贴对水稻净收益的边际弹性呈现由正转负,其对净收益的贡献率也一致地呈现递减趋势;农村社会化服务对水稻净收益的边际弹性呈现增长趋势,且其贡献率呈现出一致地"下降后小幅度上扬"走势。

可持续发展观念应该正确理解,研究可持续发展不能脱离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在分析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限制因子(频繁的洪水灾害、偏低的防洪能力、落后的社会经济水平及脆弱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从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发电效益、航运效益以及三峡工程效益发挥的可持续性方面,研究了三峡工程对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论述了三峡工程的建设对长江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及库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认为三峡工程的建设符合我国当今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全面促进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工程。

长江流域在我国生态安全格局与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目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长时序监测研究相对缺乏，其影响因素尚不明确。为探讨长江流域1990-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素，本文利用谷歌地球引擎（Google Earth Engine， GEE），选择1990-2020年生长季（5-9月）的Landsat遥感影像，计算遥感生态指数（Remote Sensing Ecological Index， RSEI），并利用地理探测器进行驱动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湿度、绿度、干度、热度四个指标在第一主成分上的平均贡献率为85.49%，RSEI的平均相关度高于其他单一指标，验证了长江流域根据第一主成分构建RESI的可行性。（2）1990-2020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整体维持在良好水平，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缓慢增加趋势，中下游生态质量普遍高于上游，南部高于北部。1990-2005年，轻度恶化区域较为分散，2005-2020年轻度改善区主要聚集在金沙江流域、洞庭湖流域和鄱阳湖流域，基本不变区域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3）影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海拔高度、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多因子探测结果表明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呈现协同增强效应。（4）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中，林地的RSEI均值最高，裸地最低。县域尺度上林地占比和RSEI的相关度最高，且对RSEI有正向影响，平均相关度为0.69；不透水面占比、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对RSEI有负向影响，平均相关度分别为-0.39、-0.43、-0.45。这一研究结果为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和技术支撑，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采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方法和反距离权重插值法IDW对长江流域近40年来20cm蒸发皿蒸发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时空变化趋势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近40年来,长江流域年平均蒸发皿蒸发量在全流域和不同区域内均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且中下游地区(99%的置信度)比上游地区(95%的置信度)下降趋势显著,夏季(99%的置信度)比其它季节下降趋势显著。影响蒸发皿蒸发量的主要气象因子太阳净辐射和风速呈现显著下降趋势,气温表现为显著升高趋势,但中下游地区夏季温度微弱下降,降水微弱增加,但中下游地区夏季降水显著增加。因此,长江流域年平均太阳净辐射和风速的显著下降是年平均蒸发皿蒸发量显著下降的主要原因...

利用Mann-Kendall方法,分析了近40年长江流域主要水文站点(长江干流水文站:屏山站、宜昌站、汉口站与大通站;支流水文站:嘉陵江的北碚站和汉江的皇庄站)的流量及输沙率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长江流域流量与输沙量变化受人类活动(土地利用、水利设施建设等)与自然因素(如降水的时空变化)综合因素影响,变化趋势表现出复杂性,上、中、下游各有特点;②长江流域屏山站以上流域输沙率有上升趋势(1~5月份上升趋势达到95%的置信度水平),这与上游河床坡度较大,使泥沙不易沉积以及暴雨与降水增加有关;③长江中下游输沙呈显著下降趋势。计算结果表明,宜昌—汉口河段是长江流域泥沙主要沉积区,加上葛州坝与三峡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