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长江流域施用氮、磷和钾肥对水稻的增产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的贡献率，为该水稻种植区域的养分管理提供依据。数据来源于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在中国长江流域开展的水稻田间试验以及通过在中国知网检索关键词为“水稻”“水稻+产量”的文献，符合Meta分析标准的氮磷钾数据分别有1 107、745和785组。以不施肥处理作为对照，以反应比作为增产效应值，利用Meta分析方法探究施肥对长江流域中稻的增产效应及其影响因素。与不施氮、磷或钾肥处理相比，长江流域中稻施用氮、磷和钾肥均具有显著的增产效应，施用氮、磷和钾肥的产量分别平均增加了35.1%、10.9%和11.9%，其中以氮肥的增产效应最高。不同基础地力水平对水稻增产效应具有显著影响，施用氮、磷和钾肥的增产效应均以低地力土壤（产量0.9 g/kg、全钾20.0 g/kg、碱解氮>150.0mg/kg、速效磷≤9.0 mg/kg、速效钾≤70.0 mg/kg时，施磷和钾肥均获得最好的增产效应。低肥力土壤有助于增加施肥的增产效应，然而土壤pH和不同土壤理化性质影响着施肥增产效应，导致长江流域不同省市之间的施肥增产效应存在差异。施用氮肥的增产效应分别在土壤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较低的土壤上最高，施用磷钾肥的增产效应在土壤碱解氮含量较高和速效磷、速效钾含量较低时最高。施用氮肥在碱性土壤、施用磷肥和钾肥在弱酸性土壤的增产效果最好。因此，各种植区域水稻养分管理应结合土壤pH、有机质及土壤理化性质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作为肥料投入的依据。

以1992~2012年长江流域196个土壤观测站的旬土壤相对湿度资料为基础,通过线性趋势和Kriging插值等方法分析0~50 cm土层土壤相对湿度年际、年内时空分异和季节变化特征,并从气候和NDVI要素探寻其变化原因。结果表明:(1)长江流域年均土壤相对湿度自1992年以来整体上呈波动增加趋势,年际变化倾向率为0.26%/a。江源地区土壤相对湿度增幅大于其他地区。(2)土壤相对湿度表现为东南和西南部较高,东北和西北部较低的空间分布特点。(3)四季土壤相对湿度增加的强烈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秋季、冬季、夏季、春季。(4)土壤相对湿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潜在蒸发减少和NDVI增加。

基于资源环境约束理论,构建农业发展的水环境约束模型,对长江流域农业发展中的水环境约束强度进行测度,并采用Bootstrap回归模型对水环境约束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受到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的双重约束;农业发展中的水环境约束强度远远超过水资源约束强度,且由各地区综合得出的流域水环境约束强度大于由简单数据加总测算出的流域水环境约束强度,反映出长江流域缺乏完善的水环境统一管理机制;产业结构和工业废水排放量能够显著增强水环境约束强度,水环境治理力度则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

基于资源环境约束理论,构建农业发展的水环境约束模型,对长江流域农业发展中的水环境约束强度进行测度,并采用Bootstrap回归模型对水环境约束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受到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的双重约束;农业发展中的水环境约束强度远远超过水资源约束强度,且由各地区综合得出的流域水环境约束强度大于由简单数据加总测算出的流域水环境约束强度,反映出长江流域缺乏完善的水环境统一管理机制;产业结构和工业废水排放量能够显著增强水环境约束强度,水环境治理力度则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

【目的】合理施肥是保证和维持油菜产量的关键。面对目前集约化的种植管理模式,肥料的粗放管理和施用势必造成养分效率的下降,从而影响油菜产量。本研究通过比较长江流域冬油菜种植区域农民习惯施肥与推荐施肥的产量和养分利用效率差异,为冬油菜肥料合理施用、提高肥料利用效率提供策略。【方法】选取2005—2016年长江流域(包括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和浙江7个省份)的535个油菜田间试验,分析不施肥(CK)、农民习惯施肥(FP)和推荐施肥(RF)处理间以及长江流域各区域间的油菜产量和产量分布特征,比较不同施肥处理的增产效果,以及氮、磷、钾肥料用量和偏生产力的差异,计算RF处理与FP处理间施肥量的差值,评估长江流域氮、磷、钾肥的减施潜力。【结果】长江流域CK处理冬油菜产量主要分布在500—1 500 kg·hm~(-2),FP处理主要分布在1 500—3 000 kg·hm~(-2),RF处理最高,集中在2 000—3 000 kg·hm~(-2),土壤基础地力对RF处理油菜产量的贡献率为45.1%—49.7%;3个不同处理在区域间油菜的平均产量均表现为长江下游>中游>上游。长江上、中、下游FP处理油菜产量均值分别为2 033、2 182和2 542 kg·hm~(-2),RF处理油菜产量较FP分别增产16.7%、16.5%和13.9%,增产点比例达77.5%—94.9%。随着地力水平的提升,各个处理油菜增产率均表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RF处理在不同地力水平下亦呈现出明显的优势。比较RF与FP处理施肥量发现,长江流域FP处理施肥量均值为162.5—239.5 kg N·hm~(-2)、58.6—82.0 kg P_2O_5·hm~(-2)和45.5—60.8 kg K_2O·hm~(-2),而RF处理施肥量均值则为162.2—233.6 kg N·hm~(-2)、67.2—94.1 kg P_2O_5·hm~(-2)和73.6—108.5 kg K_2O·hm~(-2),两种施肥处理氮肥用量未表现出显著的差异,FP处理磷、钾肥用量偏低。与RF处理相比,PF处理氮肥可减施的点位比例最大,长江流域45.6%的点位能够减氮,25.6%的点位可以减磷,钾肥减施点位的比例仅为13.2%。同时,需要增施氮、磷、钾肥的比例分别为37.8%、60.0%和75.9%。区域间肥料用量以长江下游适宜点位比例最大,氮、磷、钾肥适宜用量的点位比例分别为25.0%、22.8%和17.1%。长江流域FP处理的氮、磷、钾肥偏生产力均值分别为11.1—14.2、28.6—45.8和38.3—47.6 kg·kg~(-1)。RF在FP处理的基础上提高了氮肥偏生产力12.9%—15.9%,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而RF处理的磷、钾偏生产力与FP相比有所下降,平均降低幅度分别为6.9%和19.6%,也表明目前推荐的施肥量仍然存在减肥的空间。【结论】与农民习惯施肥相比,推荐施肥显著增加了油菜产量,且农民习惯的肥料用量存在较大的调整空间。

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对赤水河贵州段和长江流域洪湖段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生计资本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418、0.364、0.096、-0.08、0.465，其中，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大，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生计资本和生态补偿对可持续生计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299和0.520，生态补偿是影响退捕渔民可持续生计的主要因素。

以长江经济带105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非期望产出DEA-SBM模型测算了各城市绿色效率。结果表明:长江流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较低,各城市群绿色发展存在显著差异。成渝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的三大增长极;而江淮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显著降低了长江经济带城市整体绿色发展水平。运用Tobit面板模型分析了绿色效率的影响因素,对影响因素研究得出科技水平的提高是推动长江流域城市绿色发展的关键引擎,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制约因素、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对绿色发展起负向推动作用。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必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加大教育和科技的投入,积极推动绿色生态政治。

１３年的定位监测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施肥结构对小麦、玉米两熟制轮作的年产量影响明显，各处理总的产量趋势是：ＭＮＰＫ＞ＭＮＰ＞ＭＮ＞ＮＰＫ＞ＮＰ＞Ｍ＞Ｎ＞ｃｋ。基础地力的产量效应为３７．９％，肥料的增产效应为６２．１％；肥料增产效应中，化肥占７５．８％，有机肥占２４．２％，显示出化肥为主要增产途径；在化肥的增产效应中，Ｎ的增产效应为７０．６％，Ｐ为２３．５％，Ｋ为５．９％；以ＭＮＰＫ处理的产量和小麦籽粒蛋白质含量最高，这说明有机肥与无机肥配合施用，可使作物高产优质，土壤有机质含量得到提高。

为了解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在干流水域、八条一级支流以及洞庭湖和鄱阳湖共设置71个站位进行了调查，并对不同时期不同水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同时解析了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流域浮游植物丰度范围为0.07×10~4～2 493.69×10~4 cells/L,生物量范围为0.001 1～21.072 2 mg/L。硅藻门、绿藻门和蓝藻门是长江流域优势浮游植物门类。在空间上，由西往东，浮游植物丰度和生物量呈增加趋势；硅藻门在浮游植物总丰度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蓝藻门和绿藻门则呈上升趋势。在时间上，鱼类育肥期的浮游植物丰度和生物量普遍高于繁殖期和越冬期，蓝藻门和绿藻门在浮游植物总丰度中的占比也更高，硅藻门则更低。冗余分析、层次分割和变差分解结果表明，就全流域尺度而言，环境因子和空间因子对长江流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均存在影响。在鱼类育肥期，环境因子对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差异影响更大，其中水温是最主要的影响因子，且水温与浮游植物总丰度及优势门丰度呈显著正相关性；在鱼类越冬期，空间因子对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差异影响更大，空间因子MEM3是最主要的影响因子。以上研究结果可为长江流域水生态管理提供重要基础数据。

根据长江流域共231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运用核密度估计法探究其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引入基于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对因子实现最优离散化，探测长江流域范围内的主要影响因子。并将熵权法与K-means聚类结合，挖掘各地级市差异化模式，以期为我国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建设、发展和管理提供学理参证。主要结论如下：(1)长江流域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在空间上呈聚集型分布，地理集中程度较高，地区间不均衡程度高，呈现“单核集聚—三核集聚—多极多区”的空间分布密度演化格局；(2)自然环境因素、经济社会因素以及环境污染与治理因素共同作用于保护区空间聚集格局；(3)长江流域涉及的各地级市具有差异化的保护区分布特征和成因。

以长江流域国家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选取2005、2011、2017年3个时间截面,利用重心标准差椭圆、核密度、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空间分布重心、分布密度以及时空关联性等方面探析长江流域国家湿地公园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主要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长江流域国家湿地公园时空分布呈东北—西南走向,流域内国家湿地公园发展的重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②长江流域国家湿地公园空间集聚形态显著,不同时间截点均展现出"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演变特征;③流域内国家湿地公园空间分布呈正相关关系,时空格局冷热点区域以阶梯状排列,由长江中下游地区向西北地区推移;④地形、气候、水文等自然因素对长江流域国家湿地公园时空分布的影响具有一致性,经济、交通、人口等社会经济因素对格局演化有重要驱动作用,政府政策的影响程度有待加强。

长江流域在我国生态安全格局与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目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长时序监测研究相对缺乏，其影响因素尚不明确。为探讨长江流域1990-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素，本文利用谷歌地球引擎（Google Earth Engine， GEE），选择1990-2020年生长季（5-9月）的Landsat遥感影像，计算遥感生态指数（Remote Sensing Ecological Index， RSEI），并利用地理探测器进行驱动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湿度、绿度、干度、热度四个指标在第一主成分上的平均贡献率为85.49%，RSEI的平均相关度高于其他单一指标，验证了长江流域根据第一主成分构建RESI的可行性。（2）1990-2020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整体维持在良好水平，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缓慢增加趋势，中下游生态质量普遍高于上游，南部高于北部。1990-2005年，轻度恶化区域较为分散，2005-2020年轻度改善区主要聚集在金沙江流域、洞庭湖流域和鄱阳湖流域，基本不变区域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3）影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海拔高度、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多因子探测结果表明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呈现协同增强效应。（4）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中，林地的RSEI均值最高，裸地最低。县域尺度上林地占比和RSEI的相关度最高，且对RSEI有正向影响，平均相关度为0.69；不透水面占比、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对RSEI有负向影响，平均相关度分别为-0.39、-0.43、-0.45。这一研究结果为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和技术支撑，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采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方法和反距离权重插值法IDW对长江流域近40年来20cm蒸发皿蒸发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时空变化趋势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近40年来,长江流域年平均蒸发皿蒸发量在全流域和不同区域内均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且中下游地区(99%的置信度)比上游地区(95%的置信度)下降趋势显著,夏季(99%的置信度)比其它季节下降趋势显著。影响蒸发皿蒸发量的主要气象因子太阳净辐射和风速呈现显著下降趋势,气温表现为显著升高趋势,但中下游地区夏季温度微弱下降,降水微弱增加,但中下游地区夏季降水显著增加。因此,长江流域年平均太阳净辐射和风速的显著下降是年平均蒸发皿蒸发量显著下降的主要原因...

利用Mann-Kendall方法,分析了近40年长江流域主要水文站点(长江干流水文站:屏山站、宜昌站、汉口站与大通站;支流水文站:嘉陵江的北碚站和汉江的皇庄站)的流量及输沙率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长江流域流量与输沙量变化受人类活动(土地利用、水利设施建设等)与自然因素(如降水的时空变化)综合因素影响,变化趋势表现出复杂性,上、中、下游各有特点;②长江流域屏山站以上流域输沙率有上升趋势(1~5月份上升趋势达到95%的置信度水平),这与上游河床坡度较大,使泥沙不易沉积以及暴雨与降水增加有关;③长江中下游输沙呈显著下降趋势。计算结果表明,宜昌—汉口河段是长江流域泥沙主要沉积区,加上葛州坝与三峡工程...

探究长江流域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旨在为流域保护和流域地区的乡村旅游开发提供理论依据，为流域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以长江流域三批次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例，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究其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使用叠加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综合剖析长江流域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结果表明：长江流域乡村旅游重点村整体上呈现“上疏中聚下密”的空间分布格局，为凝聚型分布态势，空间分布异质性特征明显；在苏浙沪交界地带形成高密度核心区，在成都、重庆、宜昌、吉安等地周围包围区域形成“团块状、椭圆形、条形”的次级高密度核心区；大多乡村旅游重点村依托景区发展。应充分利用长江流域资源优势，统筹各方，做好流域旅游发展整体规划，推动流域农文旅融合发展，协同推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并基于流域各自区位优势，打造差异化、个性化、本土化的乡村旅游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