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实践。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区域，构建区域生态城镇化指标体系，测度2000—2018年生态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探究生态城镇化指数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高值区逐渐在浙江集聚，低值区在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集中，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指数差距逐渐缩小，区域生态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2）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逐渐增强，其空间演化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依赖性和整合性，变动性自西至东逐渐减弱，依赖性自西北至东南逐渐增强。（3）财政投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工业发展水平、土地投资强度、人口密集程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对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依次降低，在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水平逐渐趋同。加强区域生态一体化建设，提高区域生态城镇化水平，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植被退化是陆地生态系统功能下降的重要表征。利用2000~2010年SPOT-VEGETATION NDVI遥感数据、土地利用数据,采用趋势分析、叠加分析和格网计算方法,对长三角植被退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0a间长三角地区最大化NDVI均值空间分布南北高、中间低,区域14%的植被覆盖面积显著退化。植被退化呈现一定的空间分异,而人类活动是导致植被退化的主要原因。在长江以南、太湖的北部与东部,环杭州湾地区及南京、南通和台州等城市快速无序的城镇化,造成了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和耕地的破碎化,使植被退化区域集中连片分布。经济利益驱动农民将水田转化为向水产养殖,引起植被退化。部分区域植被...

文化转型下的城镇化发展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和空间层次构造上的变化和迁移,具体表现为各个要素向城镇空间集聚。以往研究中较少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本文收集长三角地区16个地级市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随机效应的空间误差模型对其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验证了所提出的6个理论假设。结论显示,城镇化发展在邻近都市中的空间自相关性较强;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是影响文化转型下的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对外贸易度对城镇化程度有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城镇化程度受人均GDP和金融服务影响并不大。

文化转型下的城镇化发展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和空间层次构造上的变化和迁移,具体表现为各个要素向城镇空间集聚。以往研究中较少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本文收集长三角地区16个地级市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随机效应的空间误差模型对其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验证了所提出的6个理论假设。结论显示,城镇化发展在邻近都市中的空间自相关性较强;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是影响文化转型下的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对外贸易度对城镇化程度有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城镇化程度受人均GDP和金融服务影响并不大。

研究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对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以2005～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超效率SBM模型、窗口分析法、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析了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新型城镇化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呈波动变化趋势。分区域来看，二者均呈现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的特征。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差异明显。(2)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双变量全局Moran’s I的变化趋势呈现明显的“M”型，二者总体空间依赖特征明显。2010年以后，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局部空间关联类型增加，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和浙北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苏北地区和皖北地区。(3)新型城镇化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人口密度、对外贸易水平、科技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政府规模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城市建设的角度分析了城镇化质量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地理学第一定律和空间相互作用定理分析了城市间碳排放的空间效应，使用长三角１６个核心城市的经验数据进行了数据分析，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的空间效应及城镇化质量对碳排放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长三角各城市碳排放存在空间效应，且城镇化质量与碳排放存在负相关关系；城镇化质量指数每提高１％，碳排放量约减少１．８％；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城镇化质量对碳排放负向影响的相互作用会产生复杂的反馈效应；通过空间效应和反馈效应的综合利用能够实现城市碳减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城市空间圈层结构，以此提升长三角城镇化质量和降低碳排放的建．．．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政府的财政支持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重点发展的三大城市群之一,对其研究具有示范意义。文章选取1995-2012年的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地方财政收入与城镇化率两者的关系,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区域内城镇化的不均衡发展与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从长远看应注重财政投入对城镇化的作用。

本文运用2011-2017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和旅游发展三维评价模型,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以分析旅游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2011年到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水平呈上升趋势;第二,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城市在旅游收入、旅游资源丰度和旅游影响力等方面均居于区域前列;第三,旅游发展从经济收入和资源丰度两个方面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产生积极影响。研究为长三角地区旅游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提供参考。

【目的】构建长三角城市森林建设水平指数，揭示长三角地区城市森林建设的空间关联性及其空间关联的演化特征，突破以往区域间要素互为独立的壁垒，在空间视角下分析各影响因素对长三角城市森林建设长期和短期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为差异化城市森林建设、长三角森林城市群统筹建设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提供参考和决策依据。【方法】基于熵权TOPSIS法构建城市森林建设水平指数，将城市森林建设的生态效益纳入其中，衡量2006—2019年长三角41个地级市的城市森林建设水平，通过地域相邻矩阵等3种空间权重矩阵，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城市森林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创建森林城市等因素对城市森林建设水平长期和短期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结果】1）基于空间距离倒数的空间权重矩阵符合长三角城市森林建设的广泛空间关系，长三角地区城市森林建设的全局莫兰指数在0.244 3以上，呈现波动上升走势；2）长三角41个地级市城市森林建设在空间上表现出稳定的空间块状集群异质性特征，“高-高”（H-H）值集聚，均集中在上海、江苏、浙江一带，形成沿海往内陆扩散的发展态势；“低-低”（L-L）值集聚，多集中在安徽省，呈先扩散后收缩的走势；3）长三角城市森林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在0.172左右，短期和长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城市森林建设水平的直接效应分别为-0.014 2和0.091 4；创建森林城市短期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但长期为负；人口密度、旅游人数、第三产业占比对城市森林建设水平的影响存在短期降低、长期提升的差异。【结论】长三角地区城市森林建设存在显著空间关联性，短期内经济发展给长三角地区城市森林建设水平带来压力，长期来看经济发展可带动城市森林发展；人口密度和旅游人数、第三产业占比增加会迫使管理者注重生态保护，以期望获得更大的生态效益；人均道路面积增加短期内可改善该城市的森林建设水平并辐射带动相邻城市，长期来看反而限制城市森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创建森林城市成功后的一段时间内管理者可能进一步提高城市森林建设水平，并对周围城市森林建设产生积极影响，但长期缺乏持续性。

城市生态韧性建设是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从抵抗力、适应力、恢复力三维度出发构建生态韧性评价模型，对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并运用STIRPAT扩展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分析生态韧性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从而为实现长三角城市生态韧性的提高提供指导。结果表明：（1）2011-2019年长三角城市生态韧性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波动下降或停滞型城市数量占比小，波动低速上升型城市占据主导地位；城市生态韧性抵抗力高于适应力和恢复力，研究期间生态韧性抵抗力呈波动下降趋势，适应力和恢复力波动上升。（2）长三角城市群生态韧性高指数区经历了“整体分散局部集聚——小集聚大分散——小集聚大分散程度加强——多地集聚”，中低韧性区覆盖范围始终较大，长三角城市生态韧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3）GTWR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不同区域内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波动方向各不相同。

本文以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为基础,选择劳动力工资水平、市场容量、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制度变迁和进出口商品总值等关键变量,利用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的面板数据对这些变量与FDI的流入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简要推断了FDI的类型,得出了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结论。

文章从长三角地区电力资源需求现状入手,在回顾了相关经济学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建立Panel Date计量经济模型,定量地分析了影响我国长三角地区电力需求的主要因素,从而得出关于我国长三角地区电力生产的长期规划和电力资源合理配置的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三次产业结构比重,构造了长三角江浙沪三地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对三地产业结构高级化变动进行了分析,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区域差异和趋势趋同特征,继而使用1990—2008年面板数据对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科技创新和政府规模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正向作用,进出口贸易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向作用,FDI和社会投资作用则不太明显。其政策含义在于,在长三角产业结构升级化进程中,更应该注重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转型。

通过构建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5个城市2004年、2009年和2013年三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综合适宜度进行评价和比较,进而运用空间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人居环境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探讨。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呈现出逐步提升的发展趋势,区域差异缩减;大多数城市人居环境类型保持稳定,向上转移的城市数量多于向下转移的城市数量;人居环境适宜度表现出较为显著空间自相关性,且空间集聚性不断增强,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了由浙江东部向江苏梯度递减的态势。最后指出充分发挥经济发

以长三角核心区为例,基于1994—2019年"杰青"、1999—2017年"长江学者"以及1955—2019年"两院院士"获得者名单,通过履历分析法构建共计1 878名人才履历数据库,并运用空间分析法从城市尺度展现区域内部高端人才社会空间演变规律,探究人才集聚机制。结果表明:(1)高端人才空间分布遵循行政等级秩序,逐渐沿长江连绵化,空间格局从"一主两副"演变为"一带两点"。(2)一线城市"辐散",新一线城市"辐合",且中心集聚度下降,外围集聚度上升。(3)高端人才社会特征分异显著。女性"高端缺席"现象突出、女性比例打破行政等级秩序;两院院士"年轻化",长江学者与杰青"年长化";直辖市及省会城市学科领域丰富度最高;高校对高端人才吸引力最强,空间分布格局与高校分布格局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