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被退化是陆地生态系统功能下降的重要表征。利用2000~2010年SPOT-VEGETATION NDVI遥感数据、土地利用数据,采用趋势分析、叠加分析和格网计算方法,对长三角植被退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0a间长三角地区最大化NDVI均值空间分布南北高、中间低,区域14%的植被覆盖面积显著退化。植被退化呈现一定的空间分异,而人类活动是导致植被退化的主要原因。在长江以南、太湖的北部与东部,环杭州湾地区及南京、南通和台州等城市快速无序的城镇化,造成了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和耕地的破碎化,使植被退化区域集中连片分布。经济利益驱动农民将水田转化为向水产养殖,引起植被退化。部分区域植被...

生态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实践。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区域，构建区域生态城镇化指标体系，测度2000—2018年生态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探究生态城镇化指数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高值区逐渐在浙江集聚，低值区在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集中，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指数差距逐渐缩小，区域生态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2）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逐渐增强，其空间演化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依赖性和整合性，变动性自西至东逐渐减弱，依赖性自西北至东南逐渐增强。（3）财政投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工业发展水平、土地投资强度、人口密集程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对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依次降低，在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水平逐渐趋同。加强区域生态一体化建设，提高区域生态城镇化水平，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文章从长三角地区电力资源需求现状入手,在回顾了相关经济学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建立Panel Date计量经济模型,定量地分析了影响我国长三角地区电力需求的主要因素,从而得出关于我国长三角地区电力生产的长期规划和电力资源合理配置的政策建议。

【目的】构建长三角城市森林建设水平指数，揭示长三角地区城市森林建设的空间关联性及其空间关联的演化特征，突破以往区域间要素互为独立的壁垒，在空间视角下分析各影响因素对长三角城市森林建设长期和短期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为差异化城市森林建设、长三角森林城市群统筹建设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提供参考和决策依据。【方法】基于熵权TOPSIS法构建城市森林建设水平指数，将城市森林建设的生态效益纳入其中，衡量2006—2019年长三角41个地级市的城市森林建设水平，通过地域相邻矩阵等3种空间权重矩阵，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城市森林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创建森林城市等因素对城市森林建设水平长期和短期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结果】1）基于空间距离倒数的空间权重矩阵符合长三角城市森林建设的广泛空间关系，长三角地区城市森林建设的全局莫兰指数在0.244 3以上，呈现波动上升走势；2）长三角41个地级市城市森林建设在空间上表现出稳定的空间块状集群异质性特征，“高-高”（H-H）值集聚，均集中在上海、江苏、浙江一带，形成沿海往内陆扩散的发展态势；“低-低”（L-L）值集聚，多集中在安徽省，呈先扩散后收缩的走势；3）长三角城市森林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在0.172左右，短期和长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城市森林建设水平的直接效应分别为-0.014 2和0.091 4；创建森林城市短期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但长期为负；人口密度、旅游人数、第三产业占比对城市森林建设水平的影响存在短期降低、长期提升的差异。【结论】长三角地区城市森林建设存在显著空间关联性，短期内经济发展给长三角地区城市森林建设水平带来压力，长期来看经济发展可带动城市森林发展；人口密度和旅游人数、第三产业占比增加会迫使管理者注重生态保护，以期望获得更大的生态效益；人均道路面积增加短期内可改善该城市的森林建设水平并辐射带动相邻城市，长期来看反而限制城市森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创建森林城市成功后的一段时间内管理者可能进一步提高城市森林建设水平，并对周围城市森林建设产生积极影响，但长期缺乏持续性。

基于2004—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ESDA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碳生产率的空间结构与集聚特征，建立SDM模型探究长三角地区碳生产率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碳生产率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集聚结构长期保持稳定。（2）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不仅促进了本地碳生产率增长，还间接提高了周边城市的碳生产率；产业结构则在阻碍本地碳生产率增长的同时抑制了周边城市碳生产率的提高。（3）碳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正“U”型的曲线关系，当前所有城市均已跨过曲线拐点，表明低碳经济已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基于2004—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ESDA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碳生产率的空间结构与集聚特征，建立SDM模型探究长三角地区碳生产率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碳生产率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集聚结构长期保持稳定。（2）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不仅促进了本地碳生产率增长，还间接提高了周边城市的碳生产率；产业结构则在阻碍本地碳生产率增长的同时抑制了周边城市碳生产率的提高。（3）碳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正“U”型的曲线关系，当前所有城市均已跨过曲线拐点，表明低碳经济已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PM_(2.5)浓度值增加对大气能见度、人体健康和气候变化有着重要影响。采用2015年长三角地区监测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相关系数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市PM_(2.5)污染的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5年长三角地区城市PM_(2.5)年均浓度值为54.54μg/m~3,季节变化总体呈现春冬高夏秋低的季节性周期变化规律,1月和12月为一年中PM_(2.5)污染最严重的月份,污染范围最广,5~9月是PM_(2.5)浓度值优良时段,日均值春季和冬季的波动周期较短而剧烈,夏季和秋季波动周期相对较长而平缓。(2)2015年长三角地区城市PM_(2.5)年均浓度值整体上从江苏到浙江呈减少趋势,具有北高南低,局部突出的特征。(3)长三角地区城市PM_(2.5)浓度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低值集聚主要分布在浙江沿海地区,高值集聚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4)燃烧排放的烟尘和前体物的二次转化对长三角地区PM_(2.5)浓度有显著影响。风速和降水量是影响PM_(2.5)浓度的两个重要气象因素。

合理控制土地开发强度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以建设用地面积占该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土地开发强度的表征指标,运用GIS软件和经济计量模型,探讨了1996～2008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城市间土地开发强度差异明显,并且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形成了以上海、杭州为中心的高强度地区,这与目前长三角经济增长极相吻合。同时,经济增长、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之间显著正相关,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在短期内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土地管理政策的影响尚不显著。今后,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政策和...

城市生态韧性建设是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从抵抗力、适应力、恢复力三维度出发构建生态韧性评价模型，对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并运用STIRPAT扩展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分析生态韧性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从而为实现长三角城市生态韧性的提高提供指导。结果表明：（1）2011-2019年长三角城市生态韧性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波动下降或停滞型城市数量占比小，波动低速上升型城市占据主导地位；城市生态韧性抵抗力高于适应力和恢复力，研究期间生态韧性抵抗力呈波动下降趋势，适应力和恢复力波动上升。（2）长三角城市群生态韧性高指数区经历了“整体分散局部集聚——小集聚大分散——小集聚大分散程度加强——多地集聚”，中低韧性区覆盖范围始终较大，长三角城市生态韧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3）GTWR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不同区域内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波动方向各不相同。

以长三角地区992个国家森林乡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等方法，揭示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内部分异特征，探究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为森林乡村分区优化提供决策参考。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森林乡村数量分布总体上相对均衡，但是区域内部分异特征显著。(2)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呈现典型的“大聚集、小分散”的空间格局，集聚形态上呈现多核式“核心—边缘”结构。(3)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异是产业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多因素互动影响的结果。自然环境因素长期控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格局，社会经济因素则会驱动其空间格局演进。(4)基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分析，划分了集聚提升区、重点发展区、适度引导区和都市边缘区4个类型区，形成面向县域单元的长三角地区森林乡村的分区优化与科学施策。

本文以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为基础,选择劳动力工资水平、市场容量、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制度变迁和进出口商品总值等关键变量,利用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的面板数据对这些变量与FDI的流入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简要推断了FDI的类型,得出了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结论。

本文根据三次产业结构比重,构造了长三角江浙沪三地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对三地产业结构高级化变动进行了分析,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区域差异和趋势趋同特征,继而使用1990—2008年面板数据对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科技创新和政府规模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正向作用,进出口贸易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向作用,FDI和社会投资作用则不太明显。其政策含义在于,在长三角产业结构升级化进程中,更应该注重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转型。

通过构建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5个城市2004年、2009年和2013年三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综合适宜度进行评价和比较,进而运用空间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人居环境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探讨。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呈现出逐步提升的发展趋势,区域差异缩减;大多数城市人居环境类型保持稳定,向上转移的城市数量多于向下转移的城市数量;人居环境适宜度表现出较为显著空间自相关性,且空间集聚性不断增强,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了由浙江东部向江苏梯度递减的态势。最后指出充分发挥经济发

以长三角核心区为例,基于1994—2019年"杰青"、1999—2017年"长江学者"以及1955—2019年"两院院士"获得者名单,通过履历分析法构建共计1 878名人才履历数据库,并运用空间分析法从城市尺度展现区域内部高端人才社会空间演变规律,探究人才集聚机制。结果表明:(1)高端人才空间分布遵循行政等级秩序,逐渐沿长江连绵化,空间格局从"一主两副"演变为"一带两点"。(2)一线城市"辐散",新一线城市"辐合",且中心集聚度下降,外围集聚度上升。(3)高端人才社会特征分异显著。女性"高端缺席"现象突出、女性比例打破行政等级秩序;两院院士"年轻化",长江学者与杰青"年长化";直辖市及省会城市学科领域丰富度最高;高校对高端人才吸引力最强,空间分布格局与高校分布格局相似。

通过构建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5个城市2004年、2009年和2013年三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综合适宜度进行评价和比较,进而运用空间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人居环境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探讨。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呈现出逐步提升的发展趋势,区域差异缩减;大多数城市人居环境类型保持稳定,向上转移的城市数量多于向下转移的城市数量;人居环境适宜度表现出较为显著空间自相关性,且空间集聚性不断增强,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了由浙江东部向江苏梯度递减的态势。最后指出充分发挥经济发达地区的带动作用,根据不同区域采取相应措施是提高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和缩小人居环境区域差异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