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三角地区992个国家森林乡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等方法，揭示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内部分异特征，探究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为森林乡村分区优化提供决策参考。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森林乡村数量分布总体上相对均衡，但是区域内部分异特征显著。(2)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呈现典型的“大聚集、小分散”的空间格局，集聚形态上呈现多核式“核心—边缘”结构。(3)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异是产业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多因素互动影响的结果。自然环境因素长期控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格局，社会经济因素则会驱动其空间格局演进。(4)基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分析，划分了集聚提升区、重点发展区、适度引导区和都市边缘区4个类型区，形成面向县域单元的长三角地区森林乡村的分区优化与科学施策。

【目的】构建长三角城市森林建设水平指数，揭示长三角地区城市森林建设的空间关联性及其空间关联的演化特征，突破以往区域间要素互为独立的壁垒，在空间视角下分析各影响因素对长三角城市森林建设长期和短期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为差异化城市森林建设、长三角森林城市群统筹建设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提供参考和决策依据。【方法】基于熵权TOPSIS法构建城市森林建设水平指数，将城市森林建设的生态效益纳入其中，衡量2006—2019年长三角41个地级市的城市森林建设水平，通过地域相邻矩阵等3种空间权重矩阵，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城市森林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创建森林城市等因素对城市森林建设水平长期和短期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结果】1）基于空间距离倒数的空间权重矩阵符合长三角城市森林建设的广泛空间关系，长三角地区城市森林建设的全局莫兰指数在0.244 3以上，呈现波动上升走势；2）长三角41个地级市城市森林建设在空间上表现出稳定的空间块状集群异质性特征，“高-高”（H-H）值集聚，均集中在上海、江苏、浙江一带，形成沿海往内陆扩散的发展态势；“低-低”（L-L）值集聚，多集中在安徽省，呈先扩散后收缩的走势；3）长三角城市森林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在0.172左右，短期和长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城市森林建设水平的直接效应分别为-0.014 2和0.091 4；创建森林城市短期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但长期为负；人口密度、旅游人数、第三产业占比对城市森林建设水平的影响存在短期降低、长期提升的差异。【结论】长三角地区城市森林建设存在显著空间关联性，短期内经济发展给长三角地区城市森林建设水平带来压力，长期来看经济发展可带动城市森林发展；人口密度和旅游人数、第三产业占比增加会迫使管理者注重生态保护，以期望获得更大的生态效益；人均道路面积增加短期内可改善该城市的森林建设水平并辐射带动相邻城市，长期来看反而限制城市森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创建森林城市成功后的一段时间内管理者可能进一步提高城市森林建设水平，并对周围城市森林建设产生积极影响，但长期缺乏持续性。

合理控制土地开发强度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以建设用地面积占该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土地开发强度的表征指标,运用GIS软件和经济计量模型,探讨了1996～2008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城市间土地开发强度差异明显,并且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形成了以上海、杭州为中心的高强度地区,这与目前长三角经济增长极相吻合。同时,经济增长、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之间显著正相关,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在短期内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土地管理政策的影响尚不显著。今后,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政策和...

推动产业有序转移对区域一体化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借助社会网络分析、QAP模型等方法，对长三角地区省域产业转移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总体以省内转移为主，虽然存在区域内跨省产业转移，省际协同性仍有不足；安徽省内城市间产业相互转移数量最多，合肥是中心节点城市；上海是产业转出的中心城市，与江苏的产业转移联系紧密。(2)农林业转移中安徽内部相互联系较为明显；制造业转移中江苏和安徽的集团化特征较为显著；服务业转移呈现出显著的网状特征。(3)产业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城市间的邻近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房价差异，不同行业的产业转移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综合运用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7 586个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叠加分析法探测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总体空间分布上,国家森林乡村呈现"大集聚、小分散"分布格局,经向性特征显著,具有显著的东多西少的格局特征;(2)区域空间分布上,在三大地区、八大分区和省际层面上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地区森林乡村占比达40.23%,大西南、长江中游等6个区域占比达到79.79%;(3)空间密度分布上,高密度区域分布于黑河—腾冲一线以东的北京和苏浙皖赣湘交接区域,华北、华中与华南为两个核心绵延区;(4)空间关联特征上,呈现中东部热,西北、东北部冷的空间关联特征,冷点区域变化较小,热点区域呈现零散和带状分布向团状集聚转变的特征;(5)影响因素上,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受经济、社会、生态和自然地理多重因子影响,其中受生态因素的影响较大,河流、地形、气候对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的影响也较大。

文章从长三角地区电力资源需求现状入手,在回顾了相关经济学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建立Panel Date计量经济模型,定量地分析了影响我国长三角地区电力需求的主要因素,从而得出关于我国长三角地区电力生产的长期规划和电力资源合理配置的政策建议。

植被退化是陆地生态系统功能下降的重要表征。利用2000~2010年SPOT-VEGETATION NDVI遥感数据、土地利用数据,采用趋势分析、叠加分析和格网计算方法,对长三角植被退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0a间长三角地区最大化NDVI均值空间分布南北高、中间低,区域14%的植被覆盖面积显著退化。植被退化呈现一定的空间分异,而人类活动是导致植被退化的主要原因。在长江以南、太湖的北部与东部,环杭州湾地区及南京、南通和台州等城市快速无序的城镇化,造成了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和耕地的破碎化,使植被退化区域集中连片分布。经济利益驱动农民将水田转化为向水产养殖,引起植被退化。部分区域植被...

【目的】探讨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便于优化森林乡村的空间布局。正确认识森林乡村的形成因素，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及乡村振兴。【方法】以浙江省447个森林乡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性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影响其空间分布的自然及人文因素。【结果】(1)从整体空间上看，浙江省森林乡村呈现集聚型的分布状态，具有“小范围聚集，大范围分散”的多中心组团分布特点。(2)从区域空间上看，在五大分区及市域层面上分布不均衡，整体呈现“西多东少”的分布格局。(3)从整体空间密度上看，形成了双核心集聚区和双核心连绵区。(4)从空间分布关联上看，呈现西南部热，东北部冷的空间关联特征，次冷点区域变化较小，热点区域呈现条带状分布向条状及零星分布状转变。(5)浙江省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受地形地貌、气候条件、河流水系、森林资源、文化资源、社会经济基础、交通通达性的综合影响。【结论】由于自然及人文的综合影响，浙江省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森林乡村的建设与发展中，地形、气候及河流孕育其生态环境，而交通、文化资源及社会经济基础关乎其发展的基础条件、资源优势及经济支撑。今后浙江省在森林乡村建设中，要基于资源优势、基础条件及本地发展政策，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协同布局等举措以实现全域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高质量的浙江样板。图4表2参32

高质量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是夯实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基础的重要抓手。论文运用缓冲区分析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探究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的尺度效应，结果表明：(1)在空间分布上，上海是专精特新企业集聚的主要地区，其次是省会城市和沿江沿海城市；行业构成整体上呈“非均衡”态势，机械设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行业占比较高，但不同区域有差异。(2)在集聚特征上，圈层差异和尺度效应明显。省域内，各省市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全域上，整体呈“一极多核”的空间分布格局。上海是专精特新企业主要集聚区，省会城市及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为专精特新企业次级集聚区。(3)自然地理、政府、市场及社会四大维度因素对专精特新企业的空间分布影响具有尺度效应。土地开发程度作用尺度较小，是局部变量，对不同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差异较大；高程、政商关系、市场化程度、企业数量、对外开放程度、物流水平、创新环境等因素的作用尺度较大，是全局变量，且除市场化程度、企业数量对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其余因素对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都显著为正。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的布局优化提供支撑，为专精特新政策制定与产业规划提供参考。

通过对长三角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在养老方式选择上倾向于居家养老,机构养老所占比重较小。年龄、自理能力、与家人的关系和晚年生活的孤独感对老年人养老意愿选择有显著影响。为了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要,必须发展多元化的养老体系,在建立和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同时,充分发扬传统孝道文化,并适当发展养老机构,保障农村老人的生活需求。

高新技术产业的空间分布和区位模式演变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空间角度研究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问题之一,大多数的研究成果认为高新技术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趋向于集聚。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中发现,目前在我国部分发达地区集聚分布的趋势并不明显,并表现出新的特征。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地

城市生态韧性建设是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从抵抗力、适应力、恢复力三维度出发构建生态韧性评价模型，对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并运用STIRPAT扩展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分析生态韧性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从而为实现长三角城市生态韧性的提高提供指导。结果表明：（1）2011-2019年长三角城市生态韧性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波动下降或停滞型城市数量占比小，波动低速上升型城市占据主导地位；城市生态韧性抵抗力高于适应力和恢复力，研究期间生态韧性抵抗力呈波动下降趋势，适应力和恢复力波动上升。（2）长三角城市群生态韧性高指数区经历了“整体分散局部集聚——小集聚大分散——小集聚大分散程度加强——多地集聚”，中低韧性区覆盖范围始终较大，长三角城市生态韧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3）GTWR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不同区域内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波动方向各不相同。

基于文献搜集、数据整理,采取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从"清代粮价数据库"中提取的长三角地区14府州稻米数列进行遗漏值处理,进而建立完整的粮价时间序列开展研究。结果显示:从长期趋势看,乾隆年间长三角地区粮价呈缓慢上涨趋势;从季节差价看,乾隆年间长三角地区粮价季节性变动主要受到作物生长周期、耕作制度、余缺粮问题和运输流通状况影响。进一步分析粮价循环变动周期,发现稻米价格大体上存在五、六年的循环周期。最后探讨了影响清代长三角地区粮价变动的因素,主要包括生产因素、货币因素、社会因素、人口因素以及气候因素等。

采用分层等距抽样技术,并利用SPSS软件对在长三角地区发放的旨在调查公众对森林环境服务付费意识的6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551份)进行统计后获知:⑴公众对森林生态旅游服务收费的认可程度最高,其次是水文服务,而对生物多样性和固碳服务的支付意愿最低;⑵直接影响公众付费意识高低的因素包括:家庭收入、公众对自己从森林环境服务中受益程度的认识、公众对森林环境服务所具有的道德责任感等;⑶公众对森林环境服务重要性的认识、对森林环境服务收费的态度、森林环境服务的作用范围则间接地影响了其支付意愿的大小。因此要注重把森林环境服务保护的重要性与公众的切身利益相连,增强公众的受益感,加强环境伦理道德的建设以提高公众...

生态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实践。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区域，构建区域生态城镇化指标体系，测度2000—2018年生态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探究生态城镇化指数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高值区逐渐在浙江集聚，低值区在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集中，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指数差距逐渐缩小，区域生态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2）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逐渐增强，其空间演化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依赖性和整合性，变动性自西至东逐渐减弱，依赖性自西北至东南逐渐增强。（3）财政投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工业发展水平、土地投资强度、人口密集程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对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依次降低，在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水平逐渐趋同。加强区域生态一体化建设，提高区域生态城镇化水平，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