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三角核心区为例,基于1994—2019年"杰青"、1999—2017年"长江学者"以及1955—2019年"两院院士"获得者名单,通过履历分析法构建共计1 878名人才履历数据库,并运用空间分析法从城市尺度展现区域内部高端人才社会空间演变规律,探究人才集聚机制。结果表明:(1)高端人才空间分布遵循行政等级秩序,逐渐沿长江连绵化,空间格局从"一主两副"演变为"一带两点"。(2)一线城市"辐散",新一线城市"辐合",且中心集聚度下降,外围集聚度上升。(3)高端人才社会特征分异显著。女性"高端缺席"现象突出、女性比例打破行政等级秩序;两院院士"年轻化",长江学者与杰青"年长化";直辖市及省会城市学科领域丰富度最高;高校对高端人才吸引力最强,空间分布格局与高校分布格局相似。

通过构建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5个城市2004年、2009年和2013年三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综合适宜度进行评价和比较,进而运用空间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人居环境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探讨。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呈现出逐步提升的发展趋势,区域差异缩减;大多数城市人居环境类型保持稳定,向上转移的城市数量多于向下转移的城市数量;人居环境适宜度表现出较为显著空间自相关性,且空间集聚性不断增强,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了由浙江东部向江苏梯度递减的态势。最后指出充分发挥经济发

通过构建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5个城市2004年、2009年和2013年三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综合适宜度进行评价和比较,进而运用空间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人居环境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探讨。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呈现出逐步提升的发展趋势,区域差异缩减;大多数城市人居环境类型保持稳定,向上转移的城市数量多于向下转移的城市数量;人居环境适宜度表现出较为显著空间自相关性,且空间集聚性不断增强,在空间上逐步形成了由浙江东部向江苏梯度递减的态势。最后指出充分发挥经济发达地区的带动作用,根据不同区域采取相应措施是提高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居环境适宜度和缩小人居环境区域差异的有效途径。

本文探讨长三角地区高端人才集聚的问题所在和机制创新,指出了该地区人才发展亟需解决的三个关键问题,并提出了创新人才机制的对策。

运用熵值法测度了泛长三角地区城市的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并通过变异系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ＥＳＤＡ）分析了三大效益的差异变动及空间格局演化特征。结果显示：经济效益在整体上不断提升，且城市间发展逐渐均衡；环境效益在整体上不断降低，且城市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社会效益在整体上先降后升，且区域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呈显著的空间相似性集聚特征，而环境效益自２００６年起逐渐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散分布特征；经济效益高值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箭头＂形、小＂Ｚ＂形、大＂Ｚ＂形，且逐渐由单中心极化发展向多中心均衡化发展的格局转变；社会效益的集聚格局大致与经济效益相似，而环境效益的＂破碎化＂分布格局逐．．．

文章以长三角25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利用空间计量学方法对其1991-2008年的FD I区位决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近20年来长三角城市FD I区位决定因素及其作用发生了动态变化,一些传统因素如市场规模、城市化水平、产业发展、工资水平、与上海距离等影响不再显著或有弱化趋势,取而代之的是外资集聚经济和工资效率因素上升为主导地位,其作用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因素影响日趋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邻域空间关联效应一直是影响长三角城市FD 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城市吸引FD I不仅取决于自身区位条件,还受周边城市FD I聚集的影响。上述发现对于长三角各城市利用FD I和跨国公司投资都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以长三角地区国家级开发区为例,构建了开发区与城市空间效益比较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出"效益系数"的概念,并建立一种动态的检测体系,作为评判开发区相对于城市发展水平的标杆。通过对开发区与城市的空间效益比较分析,发现长三角地区还有近半数的国家级开发区空间效益水平低于城市,违背其设立的初衷,最后从城市和开发区两个层面探讨了影响开发区相对于城市效益水平的主要因素。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在我国经济、技术和社会整体发展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提出了将城市化分为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城市化的全面评价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模型,运用大量统计数据对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和广东的城市化综合水平进行了测算与比较,最后指出了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基于消费城市内涵及特征分析，分两步构建消费城市中心度指数：先构造消费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再应用基于引力模型的社会网络方法对城市消费中心度进行测算。鉴于长三角地区在培育建设消费城市方面具有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消费增长极是带动区域消费城市发展的关键。上海作为消费增长极，辐射带动长三角地区消费城市发展效果明显。(2)其辐射强度存在空间分异且表现出衰减效应。随着区域内消费城市快速发展，低消费中心度城市更加依靠自身力量内生发展。(3)受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共同影响，长三角消费城市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集聚性，表现为空间正相关。(4)第三产业、城镇化、互联网和金融市场发展均能显著提升城市消费中心度，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在提高本地消费中心度的同时对周边城市产生虹吸效应。(5)消费城市的驱动因素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点。

植被退化是陆地生态系统功能下降的重要表征。利用2000~2010年SPOT-VEGETATION NDVI遥感数据、土地利用数据,采用趋势分析、叠加分析和格网计算方法,对长三角植被退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0a间长三角地区最大化NDVI均值空间分布南北高、中间低,区域14%的植被覆盖面积显著退化。植被退化呈现一定的空间分异,而人类活动是导致植被退化的主要原因。在长江以南、太湖的北部与东部,环杭州湾地区及南京、南通和台州等城市快速无序的城镇化,造成了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和耕地的破碎化,使植被退化区域集中连片分布。经济利益驱动农民将水田转化为向水产养殖,引起植被退化。部分区域植被...

生态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实践。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区域，构建区域生态城镇化指标体系，测度2000—2018年生态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探究生态城镇化指数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高值区逐渐在浙江集聚，低值区在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集中，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指数差距逐渐缩小，区域生态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2）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逐渐增强，其空间演化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依赖性和整合性，变动性自西至东逐渐减弱，依赖性自西北至东南逐渐增强。（3）财政投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工业发展水平、土地投资强度、人口密集程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对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依次降低，在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水平逐渐趋同。加强区域生态一体化建设，提高区域生态城镇化水平，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针对目前关于高铁对不同城市影响差异的研究较为缺乏的状况,以长三角通高铁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引力模型,比较2005年和2011年有无高铁两种情形下,城市经济联系度的变化格局。研究结果显示:通高铁后,所有城市的经济联系度均有明显提升,轴线联系更加明显,城市间联系网络化趋势增强,但区域经济联系格局差异加大,传统中心城市的极化作用更强。从集聚与扩散的角度来看,大城市的集聚能力更强,上海、南京、杭州和宁波成为区域经济联系度核心城市;同等级城市之间集聚和扩散更加平衡;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受到大城市扩散效应的影响而加快发展,但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高铁反而加速小城市发展要素的流出而进一步被"边...

为探讨高铁对泛长三角地区可达性造成的影响,选取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及日常可达性作为3个主要评价指标,分析有无高铁两种情形下,泛长三角地区可达性的动态变化,并探讨该变化所带来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高铁的运营使得各城市的可达性均得到了大幅优化,各城市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平均缩减了50. 57%,经济潜力值平均增幅达到了99. 62%,省级行政中心的一日交流圈面积占比增长至95. 92%;高铁带来的时空效应、区位增强效应、同城化效应和一体化效应加强了城市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同时,还推动了区域空间格局的重塑;因高铁对各城市可达性的差异化提升,泛长三角地区的空间极化将进一步凸显,上海、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发挥其区位优势,对周边城市产生强劲的经济带动作用,而宣城、阜阳等无高铁通过城市因相对区位的渐弱,将被日益边缘化,重组后的"核心-边缘"格局已初现端倪。

【目的】构建长三角城市森林建设水平指数，揭示长三角地区城市森林建设的空间关联性及其空间关联的演化特征，突破以往区域间要素互为独立的壁垒，在空间视角下分析各影响因素对长三角城市森林建设长期和短期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为差异化城市森林建设、长三角森林城市群统筹建设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提供参考和决策依据。【方法】基于熵权TOPSIS法构建城市森林建设水平指数，将城市森林建设的生态效益纳入其中，衡量2006—2019年长三角41个地级市的城市森林建设水平，通过地域相邻矩阵等3种空间权重矩阵，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城市森林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创建森林城市等因素对城市森林建设水平长期和短期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结果】1）基于空间距离倒数的空间权重矩阵符合长三角城市森林建设的广泛空间关系，长三角地区城市森林建设的全局莫兰指数在0.244 3以上，呈现波动上升走势；2）长三角41个地级市城市森林建设在空间上表现出稳定的空间块状集群异质性特征，“高-高”（H-H）值集聚，均集中在上海、江苏、浙江一带，形成沿海往内陆扩散的发展态势；“低-低”（L-L）值集聚，多集中在安徽省，呈先扩散后收缩的走势；3）长三角城市森林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在0.172左右，短期和长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城市森林建设水平的直接效应分别为-0.014 2和0.091 4；创建森林城市短期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但长期为负；人口密度、旅游人数、第三产业占比对城市森林建设水平的影响存在短期降低、长期提升的差异。【结论】长三角地区城市森林建设存在显著空间关联性，短期内经济发展给长三角地区城市森林建设水平带来压力，长期来看经济发展可带动城市森林发展；人口密度和旅游人数、第三产业占比增加会迫使管理者注重生态保护，以期望获得更大的生态效益；人均道路面积增加短期内可改善该城市的森林建设水平并辐射带动相邻城市，长期来看反而限制城市森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创建森林城市成功后的一段时间内管理者可能进一步提高城市森林建设水平，并对周围城市森林建设产生积极影响，但长期缺乏持续性。

基于2004—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ESDA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碳生产率的空间结构与集聚特征，建立SDM模型探究长三角地区碳生产率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碳生产率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集聚结构长期保持稳定。（2）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不仅促进了本地碳生产率增长，还间接提高了周边城市的碳生产率；产业结构则在阻碍本地碳生产率增长的同时抑制了周边城市碳生产率的提高。（3）碳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正“U”型的曲线关系，当前所有城市均已跨过曲线拐点，表明低碳经济已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