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参与金融市场的门槛与成本迅速降低,金融产品也不断丰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异质性增加,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本文研究发现:(1)家庭在安排储蓄与消费时,金融素养有显著影响,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呈倒U型关系。(2)理财规划和借贷约束是影响家庭储蓄率上升的两个渠道。(3)金融素养由低逐渐升高时,家庭的理财规划意识增强,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保障资金充足。当金融素养增加到一定程度,理财规划意识优化资产配置的作用增强,抑制消费的作用减弱,同时借贷约束缓解会帮助家庭增加消费。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厘清家庭储蓄率差异的成因,对提升居民福利,增强金融教育政策的针对性,有积极意义。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选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了借贷约束与金融素养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并验证了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会缓解借贷约束对家庭股市参与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1)借贷约束是影响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重要因素。与无借贷约束家庭相比,借贷约束降低了家庭股市参与的意愿,尤其是通过借贷方式参与股市的意愿,同时也降低了股市的投资金额和投资时长;(2)金融素养是影响家庭股市参与的重要因素。户主金融素养水平的改善显著提高了家庭股市参与的意愿、投资规模和投资时长,并增加了家庭股票市场获利

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三个相互独立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数据库为基础,从收入分布和流动性约束相互作用的视角研究中国家庭高储蓄率的问题。研究结果显示:(1)高收入家庭的储蓄率远高于低收入家庭;(2)尽管都有可能面临流动性约束,低收入家庭受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远大于高收入家庭,并且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会显著提高家庭储蓄率;(3)收入差距扩大和流动性约束增强时,家庭总储蓄率会随之升高;(4)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远大于高收入家庭。这些实证结果不仅与异质性家庭跨期储蓄模型的推论相一致,也为政府促进消费的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缩少收入差距不仅是降低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可行政策,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政策。

本文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两个农地产权抵押试点区的农户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验证了农地产权抵押约束对农户贷款终期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并比较了这种影响在农户间、农业生产类型间、区域间的组群差异。本文还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剖析了农地产权抵押约束对农户贷款终期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农地产权抵押约束对融资农户贷款终期家庭储蓄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组群差异分析发现,农地产权抵押约束对户主年龄在40岁及以下、未受过教育、没有非农技能和位于非贫困县的农户贷款终期家庭储蓄率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研究还发现,农地产权抵押约束显著降低了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但未对农户家庭消费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论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FS2015年)的微观数据,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t模型研究金融素养、家庭资产对农民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和家庭资产都对农民向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非正规金融机构,金融素养仍与农民的借贷行为正相关,家庭资产却与借贷行为负相关。将农村家庭分成60岁以上及60岁以下年龄段后,金融素养的显著性虽然有所下降,但系数方向仍然为正,家庭收入和家庭资产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几乎没变。同时,在除去家庭资产的因素后金融素养对农民的这两种借贷行为仍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年龄、性别、是否是村干部等因素却不会显著影响农民的借贷行为;耕地面积、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能够显著促进农民的借贷行为;婚姻状况、是否是党员对农民在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后者对农民在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水平与农民借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金融素养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是消费者所拥有的为其一生金融福祉而有效管理其金融资源的知识和能力。本研究运用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采用删截数据模型、离散选择模型及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家庭理财规划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素养与家庭理财规划选择及理财规划时间跨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客观金融素养高的家庭比客观金融素养低的家庭制定理财规划的概率高11.6%;金融素养水平提高一单位,在理财规划时间跨度长2.74年;客观金融素养对理财规划时间跨度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随着理财规划时间跨度由低分位到高分位,金融素养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对实证结论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基于倾向分值匹配法的进一步验证,实证结论是稳健的。结论的启示是消费者需要客观评估自身金融素养水平,加强金融知识学习,政府部门应该增加金融教育的公共供给。

金融素养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是消费者所拥有的为其一生金融福祉而有效管理其金融资源的知识和能力。本研究运用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采用删截数据模型、离散选择模型及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家庭理财规划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素养与家庭理财规划选择及理财规划时间跨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客观金融素养高的家庭比客观金融素养低的家庭制定理财规划的概率高11.6%;金融素养水平提高一单位,在理财规划时间跨度长2.74年;客观金融素养对理财规划时间跨度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随着理财规划时间跨度由低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选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了金融素养对城乡家庭借贷行为影响的差异性,并验证了财富不平等扩大会抑制金融素养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金融素养是影响家庭借贷行为的重要因素。户主金融素养水平的改善显著提高了家庭发生借贷的概率与家庭借贷规模。(2)金融素养对城乡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金融素养的提高对信贷约束较为严重的农村家庭借贷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3)财富不平等对家庭借贷行为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财富不平等的扩大减少了家庭借贷需求,降低了家庭发生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选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了金融素养对城乡家庭借贷行为影响的差异性,并验证了财富不平等扩大会抑制金融素养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金融素养是影响家庭借贷行为的重要因素。户主金融素养水平的改善显著提高了家庭发生借贷的概率与家庭借贷规模。(2)金融素养对城乡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金融素养的提高对信贷约束较为严重的农村家庭借贷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3)财富不平等对家庭借贷行为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财富不平等的扩大减少了家庭借贷需求,降低了家庭发生借贷的概率和家庭负债规模。(4)随着家庭财富不平等程度的扩大,金融素养对家庭借贷行为的促进作用受到抑制。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应该大力开展消费者金融素养教育,注重家庭收入分配合理性,从而推动我国消费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亟须消费拉动，这使得对中国居民“高储蓄率”之谜进行全面、客观解释尤为迫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和相关历史资料，从儒家文化视角分析了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及背后的作用机制。为克服内生性偏误，选取明清时期状元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地区儒家文化氛围显著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的地区，家庭“男孩偏好”的观念越强，储蓄率水平越高；另一方面，儒家文化氛围显著提高了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抑制了家庭投资风险资产，进而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异质性结果显示，儒家文化对低教育水平、中西部地区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家庭储蓄决策影响较大。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居民储蓄和消费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同时，应加强文化宣传和教育，完善养老金保障制度，消除生育偏好等对扩大内需带来的束缚。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8年的4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长期护理保险对中老年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护理保险可以起到降低中老年家庭储蓄率、刺激中老年家庭消费的作用，此结论在一系列有效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之下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长期护理保险降低中老年家庭储蓄率的主要渠道是预期效应，而不是收入效应或支出效应。这意味着大多数中老年家庭在没有实际使用长期护理保险的情况下，就已经产生了足以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预期效应，说明推广长期护理保险是一种低成本的促消费政策。要更大程度上发挥长期护理保险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扩大长期护理保险的覆盖面，鼓励居民实际使用长期护理保险，以全方位发挥收入效应、支出效应和预期效应对中老年家庭消费的刺激作用。

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女性劳动参与的角度对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给出解释。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同一社区、同一年龄段的其他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作为家庭中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显著增加家庭储蓄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20岁到30岁女性家庭、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和有二孩意愿家庭的储蓄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促进家庭储蓄率增加的原因是,家庭的收入水平显著增加,而家庭消费水平未发生显著性改变。同时,现阶段中国女性劳动参与没有显著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本文为理解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未来制定政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