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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国际金融研究  [作者] 杨青   田汝彦   孙飞帆  
金融强监管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半年度数据为样本,考察金融强监管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资管新规》的实施加剧了短贷长投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且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低成长型企业和银行竞争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这一影响由企业外部融资环境变化和债务偿还压力共同作用实现,实施《资管新规》引致的影子银行业务收紧加剧了短贷长投企业的债务偿还压力,最终导致其债务风险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若短贷长投由过度投资所致,则《资管新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治理效应和缓解债务风险;若短贷长投由长期融资约束所致,则《资管新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流动性效应和加剧债务风险。本文从企业债务风险的角度拓展了《资管新规》的政策效应研究,为优化强监管政策提供经验参考。
[期刊] 经济问题  [作者] 洪金明   袁一辰  
保持国有企业合理的资本结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以资管新规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契机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2015—2021年沪深A股市场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资管新规实施对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民营企业而言,资管新规实施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降低金融化水平,减少银行借款,进而抑制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异质性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实施对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作用在竞争性行业、中央企业以及影子银行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更为明显,而企业高管的金融背景却削弱了资管新规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会抑制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水平,进而提高实体投资水平和每股经济增加值。上述研究结果不但为治理国有企业高杠杆的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还对加强金融监管和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期刊] 中国工业经济  [作者] 汤晟   饶品贵   李晓溪  
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是金融市场保持效率和活力的基础,也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本文基于资管新规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金融强监管是否会促使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资源动态调整进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资产配置程度较高的企业集团,其子公司现金持有比率显著下降,这表明资管新规促进了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资源再配置。机制分析表明,资管新规通过降低金融投资活动利润率、减少金融资产配置作用于内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进一步,面对资管新规的实施,集团母公司通过影响子公司分红决策来降低子公司持有现金比率。本文从集团管控动机和管控能力两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管控动机越强(母子公司代理成本更高、母公司投资机会更大、企业集团行业竞争程度更激烈)、管控能力越大(母子公司地理距离越近、母公司对子公司平均持股比例更大)的集团,上述效果更明显。经济后果方面,资管新规促使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资源动态调整这一行为最终提高了企业集团价值与全要素生产率,达到了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目标。本文不仅从内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及其效率的角度为金融监管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也对处理好金融监管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期刊] 经济研究  [作者] 李青原  陈世来  陈昊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资管新规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企业半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投资显著增加,表明强化金融监管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从而支持监管有效观。进一步检验发现,资管新规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及民间金融发展水平和影子银行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压缩金融投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是资管新规发挥这种效应的两个作用机制。此外,资管新规对持有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都发挥了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但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较多的企业。本文为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初步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为进一步释放金融监管的制度改革红利,进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期刊] 经济研究  [作者] 刘冲   曾琪   刘莉亚  
债务与资产的期限结构错配(短债长用)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债务问题。已有研究认为其成因在于供给侧,银行为控制自身风险和应对信贷考核压力,更多地对企业提供短期信贷。近年来,金融强监管(资管新规)重塑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这对于企业短债长用的债务问题产生何种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资管新规压降银行保本理财的同时,推动定期存款扩张,导致存款期限拉长的结构变化;(2)基于生命周期与风险偏好理论并经实证验证,前述存款长期化依人口结构(老龄人口越多)呈现空间结构异质性(效应越强);(3)构建三阶段计量模型识别“住户存款长期化→企业贷款长期化→企业短债长用减少”的因果链条。本文研究表明,资管新规类金融强监管政策对于企业短债长用的债务问题发挥了治理作用,并存在时空双维的结构效应,为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经验参考。
[期刊] 财会通讯  [作者] 左燕薇  
本文使用2010—2020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融资约束问题的出现对企业短贷长投行为及财务风险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利用短期贷款进行长期项目投资的可能性;债务期限的不匹配从而加深了企业财务风险;企业的可质押资产比率与成长性均能起到调节作用。
[期刊] 财会通讯  [作者] 雷双成  
本文选择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长期资本支持长期投资的资金缺口测度短贷长投,将融资模式分对冲型、投机型和庞氏型三种类型,对融资模式、短贷长投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三者内在关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短贷长投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显著正相关;对冲型融资和庞氏型融资两种融资模式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间显著负相关,投机型融资模式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间显著正相关;对冲型和庞氏型融资模式显著削弱短贷长投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间的正相关程度,而投机型融资模式显著增强短贷长投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间的正相关程度。
[期刊] 南方金融  [作者] 黄伟亚   张肖飞  
从企业短贷长投与高管权力能力错配并存的现象出发,以2008-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高管权力能力错配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高管权力大于能力的错配程度越严重,企业短贷长投也越严重,主要作用路径为高管权力能力错配增加了委托代理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第二,企业所在区域的社会信任度和企业家信心指数较高,则高管权力能力错配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较弱;第三,实现高管权力与能力在更高层次的匹配比低层次的匹配更有利于缓解企业短贷长投。为此,国内企业治理需要统筹考虑高管权力能力错配与资金期限结构错配的关系,针对高管权力能力匹配的具体情况,对高管进行适当放权或限权,实现高管权力能力在更高层次上的匹配,为财务风险管控提供保障。
[期刊]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李廷瑞  张昭  
借助中国金融新闻网高级检索,通过大数据挖掘的方法构建金融监管强度指标,并采用2012~2019年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探究金融监管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金融严监管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有所收缩。由金融歧视引致的信贷资源错配,使得金融监管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效应仅存在于中小、民营企业中,而对大型、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宏观金融生态环境在金融监管与中小企业创新的关系中具有良性调节作用;而金融严监管会通过加剧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最终对其技术创新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冲击。研究结论为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框架,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渠道,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期刊] 财经研究  [作者] 韩珣   安然   彭俞超  
文章以2007—202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连续双重差分法分析了“稳金融”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影子银行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劳动雇佣水平显著增加。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资管新规通过投资替代机制、流动性资金占用和银行信贷甄别机制而影响企业劳动雇佣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作用在会计信息质量高、高新技术企业和内部治理较完善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表明,“短贷长投”程度的提高和企业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下降,对资管新规与企业雇佣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资管新规提高了影子银行化规模较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文章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促进就业等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期刊] 管理现代化  [作者] 杜永善  王其猛  严妍  薛志荣  
影子银行作为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在“资管新规”外生政策冲击下,对企业融资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选取2015年1月至2021年7月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法,探究“资管新规”、影子银行和企业融资的关系。研究发现:影子银行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但提升了企业短期债务占比。与国有企业相比,随着“资管新规”出台引起影子银行规模下降,非国有企业在融资约束加剧、融资成本上升和短期债务占比下降方面更加明显。同时,在影子银行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融资约束、融资成本及短期债务占比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影子银行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融资约束和短期债务占比方面无显著差异,在融资成本方面虽有差异但系数较小。
[期刊] 经济学家  [作者] 田利辉   李懿行   李政  
金融科技发展需要平衡创新与监管。本文从柔性监管视角切入,以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5—2022年中小银行数据考察试验性监管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试验性监管能够显著降低以中小银行为主体的区域金融风险,这一影响在资产规模较小、风险水平较高、特许经营权价值较低的农商行样本中更加明显。试点可以通过降低银行不透明度、提升银行经营效率和扩大人才规模来缓解区域金融风险。进一步分析得出,试点能有效约束样本的潜在溢出风险,相较于强制性监管拥有控制事前风险的优势。此外,试验性监管可以加强金融科技对金融创新的助推作用,实现“创新”与“监管”的平衡。
[期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作者] 张庆君  陈思  何德旭  
防范与化解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是维持资本市场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在构建传统五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将宏观审慎监管以及企业风险的行为方程纳入理论模型,研究宏观审慎监管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及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基于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从信贷收缩效应、损失规避效应、融资环境稳定效应三个角度分析了其影响机制并及探讨了企业异质性问题。研究发现,宏观审慎监管抑制了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且企业的融资约束越低,风险变化趋势对宏观审慎越敏感;宏观审慎监管能够有效规范银行信贷行为和企业金融化,形成良好的融资环境,从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本文丰富了宏观审慎监管和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相关研究,并从宏观监管的视角为进一步抑制企业违约风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依据。
[期刊] 金融论坛  [作者] 白雪莲  贺萌  张俊瑞  
本文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债权人的视角,考察企业金融化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导致债务融资成本增加,且这种影响主要源于企业配置的长期金融资产而非短期交易性金融资产。从作用机制上看,企业金融化提升了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债权人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导致债务融资成本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债务融资成本的负面影响。
[期刊] 国际经贸探索  [作者] 陈旭  邱斌  
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揭示了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考察了金融监管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扩张,在细分数字金融指标维度和区分企业所在地区、行业要素密集度之后,此结果依然稳健。第二,相比于数字金融广度,数字金融深度的加强对企业出口扩张的促进作用更加持续有力。第三,中介效应检验显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地区创新水平、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这三种渠道推动企业出口扩张。第四,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监管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出口扩张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U型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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