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考察了政府创新鼓励措施对企业创新投入价值性的影响及其制度基础。研究表明，创新投入能够增加企业价值，但政府补助对创新投入价值相关性的显著正向作用仅表现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以２００９年初实施的涉及企业研发的税改为外生事件，研究发现税改后企业创新投入的价值相关性显著提高，且这一改善不受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影响。该文从企业创新融资角度，研究了政府补助与政府税收减免两项干预企业创新活动的机制对创新投入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政策借鉴意义。

本文应用两阶段半参数DEA方法估计了样本期间内,中国30个省区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技术与规模效率,实证分析了政府投入与市场化程度变量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与方向。研究发现,政府投入与创新活动的技术效率之间呈现出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对创新活动的规模效率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市场化程度对创新的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它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却是显著为负的。

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海外并购受到金融制度和资源的双重影响。文章揭示了金融市场化这一金融制度环境的重要变量如何影响企业的资源获取,进而对海外并购意愿、频率和规模的影响机理。并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博弈的视角,揭示了地方政府干预对海外并购行为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母国金融市场化的程度越高,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意愿越强烈,频率越高,并且并购的规模越大;地方政府干预的程度越低,母国金融市场化对企业海外并购行为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基于创新型制造企业融资约束视角,检验金融市场化对创新型制造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化整体减轻了创新型制造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但是并没有带来投资效率的提高;我国近年来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强化了产权性质下的融资约束差异,相比非国有创新型制造企业,国有创新型制造企业投资效率并没有提高,反而拖累了民营创新型制造企业的投资效率,形成"双重效率损失"的现象。

研发创新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研究与开发结果的不确定性和收益回报周期长特点,使其高度依赖于外部融资,因而需要金融市场有效发挥要素配置功能。有效率的金融市场是影响研发的重要因素。利用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和中国省级宏观数据研究金融市场化对地区自主研发创新的影响,是一个新尝试。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化通过改善外部融资环境有效地提高了地区研发创新水平,平均而言,正规金融融资便利化程度提高1个标准差,人均专利申请量和人均专利批准量分别提高19.23%和16.39%;民间金融便利化程度提高1个标准差,人均

本文试图从金融市场化视角为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以引领企业创新型发展提供可行性诠释，选取2003—2018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重点探究了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化及其协同组合在弱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并促进企业创新型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经验证据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不利于企业创新，单一的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无法抑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冲击，但二者与汇率市场化协同搭配能够有效弱化这一负向冲击。特别地，上述效应在高融资约束、高制度质量和资本密集型地区的企业中尤为明显。在机制上，提高信贷筛选能力、投资者锚定效应和公司治理效率是金融市场化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负向冲击的重要渠道。因此，协同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平滑贸易政策频繁变动带来的非预期外部冲击，进而对促进实体经济创新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 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上市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关系到企业的资产安全和经营质量,直接影响了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本文以2003-2009年期间发生对外担保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从实际控制人角度出发,考察不同的市场化进程下,各级政府的动机和行为对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上市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有显著影响,且这一干预因政府层级和各地的市场化进程而异。因此,在讨论企业对外担保行为的相关问题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影响这一行为的根本性因素,从而寻求应对之道。

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金融市场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首先,金融市场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这揭示金融市场化达临界值后,才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挤入"效应,否则造成"挤出"效应。其次,所有制结构异质性研究表明,国有经济比重高的地区囿于金融市场化的激励和非国有经济溢出效应导致U型关系的产生。最后,机制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渠道"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正向效应;金融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除"非国有经济发展渠道"以外,"政府干预渠道"也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正向效应。提升区域创新能力需深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注重金融市场化改革与其他制度的耦合。

近年来,我国政府持续投入大量资源对社会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引导和支持,但这些公共科技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及其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仍不甚清晰,甚至受到一些质疑。为此,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利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考察政府科技投入、企业研发支出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科技投入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水平,但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2)企业研发支出对其技术创新效率

近年来,我国政府持续投入大量资源对社会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引导和支持,但这些公共科技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及其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仍不甚清晰,甚至受到一些质疑。为此,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利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考察政府科技投入、企业研发支出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科技投入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水平,但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2)企业研发支出对其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政府科技投入负向调节了企业研发支出与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导致企业自身研发资源投入的效率损失,这种负向调节作用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4)市场化改革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降低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研发支出交互作用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基于上述发现,应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和公共科技资源投入与管理方式变革,使政府科技投入在充分发挥对社会技术创新引导和支持作用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公共科技资源错配引致的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损失。

文章基于新增长理论,运用动态面板数据,对我国政府投入、金融支持对我国总体以及东、中、西部地区高技术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以全国为样本的研究中,政府投入和金融支持都有效的促进了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而在分省区的研究中,不同区域、不同投资方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

本文选取2011—2016年我国20598家沪深A股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和面板门槛回归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绩效在不同的市场化程度、所有制企业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1)市场化程度和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补贴水平越高企业创新绩效也就越高;(2)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政府补贴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别,政府补贴和市场化程度对于非国有企业的提升水平高于国有企业;(3)在政府补贴程度特定的条件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大。因此,从提升市场化程度、扩大政府补贴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三个方面提出了提升技术创新效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针对转型国家(以我国为例)的金融发展与改革的特征,运用金融发展和经济 增长理论以 及公共选择 理论中关于政府作用的最新理论,寻求政府对金融干预的理论依据,并分析政府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以及政府干预的原则。

从金融集聚的机制出发,本文分析金融集聚影响企业创新的原理和机制,将政府干预作为调节变量做了进一步研究,提出金融集聚、政府干预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假说并予以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有着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但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尤其是信贷渠道的干预却削弱了金融集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