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金融可得性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可得性的提高会促进家庭更多地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和进行资产配置,同时会降低家庭在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参与和资产配置。研究还发现,金融可得性提高会通过降低家庭民间借出,从而使非正规借贷市场供给减少,进而降低民间借入比例。分城乡和区域来看,金融可得性的提高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边际影响更大。本文的政策含义是金融管理部门需要采取措施提高家庭金融可得性,并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城乡和区域间的差异性。

本文运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极大似然方法,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家庭正规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资源越广的家庭,其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概率会提高,其配置于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的比例会增加。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社会网络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及风险资产持有比例的正向影响,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益提供了参考依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调节效应与异质性分析实证方法，探讨普惠金融、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金融脆弱性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存在直接影响和调节效应两种渠道，二者均分别通过金融负债端与资产端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其中，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是基于直接影响路径的重要调节因素，家庭部门正规金融市场参与度提高，可以提高与金融素养等直接影响要素的匹配度和协调度，进而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并且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具有正向反馈效应。进一步考虑异质性后发现，普惠金融、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路径，在不同收入区间和城乡差异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因此，应推动普惠金融发展，鼓励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缩小家庭收入贫富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从不同渠道获取和筛选信息的成本、效率和准确度是影响城乡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的重要因素。基于信息获取及信息筛选的视角,剖析不同信息渠道对城乡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机理,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和2013年数据实证检验信息渠道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的重要作用。结果表明:不同渠道对城乡家庭的作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对城镇家庭而言,无论是传统的信息渠道还是依托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新渠道都能显著提高其金融市场参与度;而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互联网等新渠道对提高其金融市场参与度和风险资产

从不同渠道获取和筛选信息的成本、效率和准确度是影响城乡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的重要因素。基于信息获取及信息筛选的视角,剖析不同信息渠道对城乡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机理,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和2013年数据实证检验信息渠道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的重要作用。结果表明:不同渠道对城乡家庭的作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对城镇家庭而言,无论是传统的信息渠道还是依托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新渠道都能显著提高其金融市场参与度;而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互联网等新渠道对提高其金融市场参与度和风险资产持有比例的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应高度重视现阶段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新型信息渠道建设。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数据，研究家庭人口抚养负担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抚养负担的增加会降低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倾向，并降低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而且少儿抚养比相对于老年抚养比具有更大的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影响更大。此外，本文发现家庭资产的积累、家庭收入的增加、风险偏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风险资产。经营个体工商业和购买自有住房则会＂挤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而年龄则呈现非线性的关系。

本文使用ＣＨＦＳ（２０１１）的调查数据考察了住房财富对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决策及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房产财富的增加会显著提升家庭对金融市场的参与概率，也会提升家庭对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即使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及子样本回归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果从微观上表明，房产市场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不仅不会抑制、反而会促进其他金融市场的发展。

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参与到金融市场,金融是否能够弱化教育代际传递效应,从而改善教育的代际流动性?本文通过构建两期代际交叠模型,分析了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了理论模型的预测。结果表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显著降低了父代对子代教育的影响,教育代际流动性能够得到明显改善;并且,将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进一步分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两个维度,发现持有金融负债对于提升教育代际流动性有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系列的发现在考虑内生性、分样本回归、改变变量度量方式等情况下仍然稳健。据此,本文建议应积极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持续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获得性,并加强金融知识的普及与宣传。与此同时,全社会应为个体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检验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其参与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市场、投资风险资产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的提高会促进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减少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其中,对城市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农村家庭的作用,而对农村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抑制作用大于对城市家庭的作用。第二,户主教育水平、拥有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非农户口、风险偏好、关注金融信息、家庭净资产、家庭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和市场化推进速度等因素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风险厌恶、从事个体工商业、居住地为农村地区等因素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年龄的影响呈"倒U型";第三,户主已婚、居住地为农村地区、房产、家庭净资产和市场化推进速度等因素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从事个体工商业、拥有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等因素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主年龄的影响同样呈"倒U型"。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要继续拓展和优化金融机构布局,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提高居民家庭获得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捷性,引导居民积极参与金融市场投资和交易,扩大和丰富我国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提高金融市场交易活跃度;二是要着力运用收入政策、税收调节政策,补齐居民家庭特别是农村地区家庭发展短板,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切实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增强家庭净资产积累能力;三是要提升居民家庭教育水平,加强金融素养培育,引导居民家庭积极参与正规金融市场,抑制非正规金融市场无序扩张。

本文运用我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基于因果推断的分析框架,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研究了收入风险、金融教育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越稳定,家庭开展金融教育的概率越高;金融教育显著提高了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按收入风险将样本分组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且金融教育对不同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对家庭收入稳定性分类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增加金融教育的供给,提升家庭整体的金融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率,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进而改善家庭金融福利。

作为金融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家庭金融近年来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其中,金融市场"有限参与"之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最广泛的关注。从金融市场参与的视角,回顾了近年来家庭金融研究的新进展。国内外许多研究发现背景风险、参与成本、异质性信念、非标准偏好和社会互动行为等因素对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些因素是经典投资组合理论没有捕捉到的居民家庭实际面临的约束。由于家庭金融数据难以被准确地度量,家庭金融的研究依然具有挑战性。

本文基于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金融知识、收入风险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通过双栏模型研究发现,金融知识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知识水平提高1个单位,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提升3.06%,参与金融市场的家庭投入资金比例将提高0.66%;收入风险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收入风险每增加1个单位,则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减少2.92%。

本文以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数据为基础,从社会资本角度探究中国城镇家庭金融市场参与问题。根据社会资本的不同构成,将其分为结合型社会资本与桥接型社会资本。研究发现,以传统宗族为代表的结合型社会资本显著地阻碍了城镇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同时也减少了城镇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深度;以相互沟通、传播信息为特点的桥接型社会资本对城镇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和深度都有显著正向作用。总的来说,社会资本对中国当前城镇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表现为正向作用。

通过金融深化增加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让金融为广大农村家庭服务,改善其资源配置,解决农村金融抑制。本文将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分为安全型和风险型,以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和比较。模型结果验证了财富效应假设、人力资本假设在东西部存在不同的影响结果,但资产回报率越高则农村家庭参与度越高在东西部的影响都非常显著,此外,家庭控制变量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有不同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