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CHNS微观面板数据和随机效果面板概率单位模型,分析了用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总和与GDP之比测量的各省的金融深度、用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测量的各省金融效率与家庭贫困率的关系。发现:金融规模的发展对减少贫困效果明显;各省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贫困率的关系为正。金融深度对家庭贫困率没有显著的地域影响;而各省金融效率的地域影响显著。金融效率与贫困率的关系在西部地区为正。尽管在东部地区的影响有所下降,中部地区的影响下降的幅度更大,但最终结果来看,东部和中部的金融效率与贫困率的关系仍然为正。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心。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四川省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和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统计监测数据分析了电商扶贫的实际效果和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电商示范项目使贫困发生率降低1.8个百分点；电商示范项目主要通过其他农业主体带动贫困户脱贫，即间接机制发挥作用，贫困户自身直接参与电商线上销售进而增加收入的直接作用效果并不明显；电商扶贫不仅能够解决农产品过剩的问题，还具有刺激农产品供给增加的增量效应。本文为新时代扶贫长效机制的建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来自电商示范项目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平衡面板数据，采用期望贫困脆弱性（VEP测算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状况，同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考察城乡居民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显示，农户参加城乡居民保具有缓解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在农村地区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人均消费、受教育年限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我国应利用贫困脆弱性等事前概念构建脱贫质量的监测预警体系，实施城乡居民保保费减免补贴措施，鼓励农村低收入家庭应保尽保、提高缴费水平。还要通过商业保险发展个体养老保险计划，形成多支柱养老保障格局，充分发挥养老保险的减贫效应。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扶贫工作重点由贫困治理转向贫困预防，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显得日益重要，而普惠金融对于缓解城镇家庭相对贫困起到重要作用。本文首先从渗透度、使用度、满意度三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各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然后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前瞻性指标贫困脆弱性对城镇家庭未来贫困可能性进行测算，最后运用实证模型分析普惠金融对城镇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显著降低了城镇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这种影响可通过普惠金融支持家庭加大教育投入、开展创业活动两条途径发挥作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应充分发挥普惠金融在贫困预防中的作用，一是建立健全贫困脆弱性识别机制，将城镇低收入家庭纳入金融扶贫体系中；二是引导金融机构支持脆弱家庭的教育投入与创业活动，提高收入水平和资本积累；三是提升金融对城镇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的支持，缓解区域间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

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家庭自评偿债能力作为主观债务负担指标,以家庭实际偿债所需期限与债务平均到期期限的差值作为客观债务负担指标,实证考察了金融素养对家庭债务负担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素养能够显著降低家庭主观债务负担和客观债务负担,并对实际偿债所需期限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债务平均到期期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素养可以通过增加家庭偿债资金、改善家庭借贷负债结构来降低家庭债务负担。本研究为理解金融素养与家庭债务负担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有助于了解影响家庭债务负担的因素,从而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了有益参考。

金融素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家庭的金融决策能力与金融资源利用能力，家庭在金融素养上的相对差距是造成相对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如何影响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更换变量测度方式、更换样本与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法之后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主要通过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金融市场参与、商业保险参与和创业行为这四个方面来降低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素养对人力资本较低家庭与农业户籍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减缓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本文为进一步重视金融教育，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力度，完善金融服务机构体系，满足不同贫困群体的金融需求，从而降低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就是在当今社会里,维持人的生存和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消费支出的最低限,包括商品消费和劳务消费两部分。就不同类型的家庭来说,因家庭的组成不同,消费结构也不同,所以,必须把全国的城市家庭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来计算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同时,计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费用时不能忽视价格因素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该项目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可以显著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提高农户农业经营收入，增大农户农业生产值、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及缩小农村家庭数字鸿沟是该项目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该项目对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及低社会资本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更为显著的缓解作用，表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具有良好包容性。

自从中央提出鼓励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以来,全国各地的家庭农场像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家庭农场要达到规模化经营就离不开资金,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本文在调研国定贫困县遂川发展家庭农场的基础上,就金融如何助推贫困山区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助农致富,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双重差分法与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普惠金融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在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有所裨益,且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从形式上看,普惠金融中储蓄、微型商业保险与小额贷款均与农户贫困脆弱性呈负相关关系,即农户储蓄越多、参与保险类型越多样化、贷款途径越丰富,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越低。从时间线看,2016—2017年普惠金融显著影响农户贫困脆弱性,但2018—2019年普惠金融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用有所降低。

小额信贷的反锁定模型证明了小额信贷通过产业反锁定、技术反锁定和结构反锁定等三条途径克服了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窘境,实现了增产又增收,降低了农民的贫困程度。利用中国1994~2004年的时间序列和2004年的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小额信贷增加了农民家庭经营收入,降低了贫困。最后,通过一些案例的调查数据进一步佐证了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结果: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降低贫困效应。

基于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数据,实证检验城市级别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级别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越低,且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升城市银行业多样性和降低企业的投融资错配程度对债务融资成本形成显著的中介因子效应。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的结构优化,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这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一步提升金融市场活力,降低企业融资负担提供了政策制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CFPS数据库,从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两方面进行拓展,通过构建多维相对贫困评价体系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抑制家庭相对贫困的发生。但是,地区地理位置、财政自给能力及产业结构的差异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相对贫困呈非线性关系,当数字普惠金融跨越自身发展水平的第一个门槛值后,减贫效果不理想,城乡差距增大;达到第二个门槛值后,正向效应依然显著,但相对贫困发生比重有降低倾向。鉴于此,应通过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监督和管理、因地制宜地配置金融资源,以最大化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

将金融健康纳入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包括可得性、使用性和健康性三个维度的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对多维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探究普惠金融防止返贫的作用。结果表明：首先，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其分维度指数均与多维贫困脆弱性显著负相关；其次，机制检验表明，普惠金融可以显著降低多维贫困水平及其不确定性；再次，普惠金融减缓多维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在农村比在城镇更明显，在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更明显；继次，随着分位数水平的提高，可得性的作用整体呈下降趋势，使用性和健康性的作用整体呈上升趋势；最后，分不同金融服务和产品来看，银行存贷款、养老保险和商业性保险防止返贫的作用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