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表明,西部地区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正效应,金融发展却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西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存在问题较多,因而需要制定相应措施,充分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能源消费方面,需要坚持发展低碳经济,实施节能减排措施,引进先进技术与加强自主研发相结合,提高能源加工转换效率。在金融发展方面,需要改变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通过金融渠道为西部经济增长注入稳定、长期的资金,并注重低碳金融发展,真正发挥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

本文考察了西部地区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西部地区1985年到200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因果关系检验显示经济增长是影响金融发展的原因。通过建立模型和回归检验,发现经济不能全部的解释金融的发展。最后,对相关的回归结果作了原因分析和简单评述。

文章从金融资产结构的角度(包括银行贷款、保险资产以及股票等)对西部地区1985~2010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保险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显著;股票市场对西部地区经济的贡献率仅为0.0834;银行贷款显著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其中短期贷款的贡献最大;从贷款投向来看,工业贷款贡献率最大,其次是农业贷款,最后是第三产业贷款。结合本文实证结论,提出了优化和改善西部地区银行体系的信贷结构、继续增加对西部地区农业的有效资金投入、通过加大对第三产业授信规模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同时提高第三产业就业吸纳力等政策建议。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西部地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然而西部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造成了碳排放量的大幅增加,严重影响了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为了有效地控制西部地区碳排放量的急速增加,我们必须全面分析引致西部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和消费升级的视角出发,利用1991年-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碳排放量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这种关系更加显著。同时,检验还发现西...

国有工业经济作为我国公有经济的核心,在国有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文章利用1999年-2011年西部十二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金融发展与国有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与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和金融支持密切相关,特别是金融信贷的直接支持作用显著。因此,要从多个方面筹集资金,加大对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的投资。

采用协整检验和因果检验对长株潭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检验结果表明长株潭地区的贷款增长率与中介效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中介效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贷款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结论和建议。

本文从农村金融发展角度,运用1978—2008年的相关数据,对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以及农村投资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经Granger因果分析发现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通过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部崛起”这一号召之下,中部金融业的发展如何能更有效地为其经济增长起到支撑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运用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我国中部地区六省1995～200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求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政策建议。这一研究对中部地区形成科学而有效的发展战略,实现经济振兴是有益的。

选取2011—2022年间我国西部地区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覆盖广度的影响最强，其次是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采用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发现这种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也较强；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科技创新和居民消费水平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发挥一定的中介作用，但这些作用相对较小。

选取2011—2022年间我国西部地区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覆盖广度的影响最强，其次是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采用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发现这种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也较强；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科技创新和居民消费水平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发挥一定的中介作用，但这些作用相对较小。

In China,the scholars study a lot the link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whole country but seldom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provinces in our country.Taking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sample,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ausality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provinces.The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eco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growth also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Guizhou.The author also find that in Guizhou financial system produce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investment but plays an important positive role in mobilizing savings and agglomerating capital.The above evidence explains the Granger irrelevance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Guizhou.

本文以国内学者研究为基础,利用协整理论与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作为个体的陕西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促进陕西省地区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策略建议。

作为金融发展的重要标志,金融中介机构的扩张反映了金融需求市场的变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中介机构通过增加分支机构的数量以扩大自身网络来竞争存款,不断密集的金融中介网络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社会储蓄水平并促进了经济增长。本文运用1952～2004年年度数据检验了金融分支机构的数量、存款余额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数量的增加和经济增长是互为因果的,金融中介数量、存款余额和经济增长三者在样本期内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

文章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这就需要对金融政策改革以更好的推动经济增长。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整体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但金融发展各要素对城乡经济的拉动又有着明显差异。其中金融发展规模对城市经济的作用明显高于对农村经济的拉动,金融发展结构和城镇经济发展存在格兰杰关系,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与城乡经济增长的关系皆不明显。研究认为,提高金融发展效率、优化农村金融结构是促成西部金融发展与城乡经济增长和谐统一的重要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