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会同时影响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从而是决定国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基于世界银行1973—200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动态面板回归发现金融发展与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储蓄率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而当金融市场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储蓄率则随之下降。为解释以上实证发现,本文构建了一个家庭与企业均受融资约束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本文证明了金融发展会降低家庭的储蓄动机,同时又会提高企业的投资需求。由于均衡储蓄率由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共同决定,模型蕴含了金融发展与总储蓄率之间的非单调关系。数值模拟显示,本文模型能够解释金融发展与储蓄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

金融发展会同时影响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从而是决定国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基于世界银行1973—200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动态面板回归发现金融发展与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储蓄率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而当金融市场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储蓄率则随之下降。为解释以上实证发现,本文构建了一个家庭与企业均受融资约束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本文证明了金融发展会降低家庭的储蓄动机,同时又会提高企业的投资需求。由于均衡储蓄率由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共同决定,模型蕴含了金融发

近年来,中国呈现典型的"高储蓄—高杠杆"特征,高储蓄率也被认为是中国杠杆率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能否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去杠杆成为了广泛讨论的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融资约束的动态宏观模型,研究了储蓄率对杠杆率的影响机理。并且,基于41个代表性经济体1966—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储蓄率与杠杆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有两点研究发现:(1)虽然高储蓄率会导致高杠杆率,但是储蓄率与杠杆率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结合测算的U型曲线拐点值与中国实际情况,预计储蓄率下降在降低杠杆率方面的作用效果有限。(2)高杠杆下,较高的储蓄率可以有效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而储蓄率下降则会加大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不能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降低杠杆率,反而需要对近年来储蓄率下滑的现象予以高度重视,从而更好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居民储蓄率扭转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下降态势,开始显著上升。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的1998年以及"IT"泡沫破灭后的2002年时的情况类似,美国居民储蓄率的上升势头不会维持,未来会高位缓慢下降,整体呈现倒"U"型,美国未来消费储蓄格局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应该抓住这一重要的战略关键期,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未来的挑战。

基于1995—2014年全球8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一国政府干预对储蓄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干预显著提升了一国储蓄率,政府干预程度越大,储蓄率越高,在考虑政府干预与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交互作用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对一国储蓄率的影响强度随着储蓄率分位数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特征。动态面板回归进一步发现,一国政府干预与储蓄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中,政府干预对储蓄率的影响强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特征。

在出生高峰世代和出生低谷世代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00-2030年间,储蓄率路径呈现出类似1980-2010年间历年出生人数所呈现出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资本红利滞后、尾随且依附人口红利。2015年之后,随着95后和00后出生低谷一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储蓄率呈现出类似1995年之后出生人数所呈现出的断崖式下降特征,且人力资本的提高无法改变这一趋势,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急剧消失,资本红利也加速消失。最后,考察了堵住劳动力出口的延迟退休方案对储蓄率的影响,模拟发现,无论哪种延迟退休方案,都改变不了储蓄率下降的趋势,但是延迟退休可以降低储蓄率下降的幅度,延缓资本红利消失的速度,进而达到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保驾护航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赢得时间的目的。

在出生高峰世代和出生低谷世代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00-2030年间,储蓄率路径呈现出类似1980-2010年间历年出生人数所呈现出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资本红利滞后、尾随且依附人口红利。2015年之后,随着95后和00后出生低谷一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储蓄率呈现出类似1995年之后出生人数所呈现出的断崖式下降特征,且人力资本的提高无法改变这一趋势,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急剧消失,资本红利也加速消失。最后,考察了堵住劳动力出口的延迟退休方案对储蓄率的影响,模拟发现,无论哪种延迟退休方案,都改变不了储蓄率

经济理论及一些国家的经验都表明金融自由化能提高储蓄率,但是近年来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得到这一结论。本文对已有的模型进行重新设定,通过三个发展中国家:智利、马来西亚、韩国的经验证据来继续探讨金融自由化对储蓄率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有稳健的证据支持金融自由化促进储蓄率上涨的结论,且该结论对中国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讨论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假设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随后,构建了一个动态二元经济模型,分析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经济增长趋势和企业储蓄率、国民储蓄率的变化,并应用动态模型的校准和数值模拟,对我国1978—2008年间经济增长和国民储蓄率的变动趋势影响进行了讨论。文章指出二元经济结构下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国民储蓄率持续升高;这一规律在其他国家往往会被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所掩盖,而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在现阶段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国际经验表明,低储蓄率与高杠杆率的组合极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构建了包括国民储蓄率、内外债杠杆率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统一分析框架,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关系的三个假说,并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第一,高内债杠杆率下,国民储蓄率下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较低;高外债杠杆率下,国民储蓄率下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较高。第二,在国民储蓄率下降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净流入同时增加了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经济增长乏力增加了发达经济体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第三,高外债杠杆率引致发展中经济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比发达经济体更高。由于自2008年开始,中国也出现了国民储蓄率下降的情况,本文认为,中国应该努力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通过严防外债杠杆率上升,更好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呈现U型关系,这与生命周期理论预测的倒U型不符,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年龄—储蓄率之谜"。本文为其提供了一个解释:在生活成本高昂、养老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低储蓄率的年轻人(老年人)倾向于选择与他们的中年父母(子女)居住在一起,这不仅拉低了中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还提高了其余独立居住的青年户主家庭和老年户主家庭的平均储蓄率,进而使得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呈现出U型关系。实证研究发现,以家庭为研究对象时户主年龄—家庭储蓄率呈现稳健的U型关系;以个人为研究对象时个人年龄—个人储蓄率则呈现倒U型,与生命周期理论相符;居住成本越高,青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越高;养老体系越不完善,老年户主家...

本文利用东亚地区、拉美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非洲南撒哈拉地区国家为样本,考察在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少儿抚养比的变化呈不对称的"倒U"型,少儿抚养比下降的速度变缓;老人抚养比的变化呈不对称的"U"型,老人抚养比升高的速度变缓。由于人口转变的行为效应,在低收入阶段,审慎储蓄行为效应占优,少儿抚养比升高和老人抚养比下降导致储蓄率上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养老储蓄行为效应占优,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人抚养比升高导致储蓄率上升;在高收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审慎储蓄行为效应占优,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人抚养比升高导致储蓄率下降...

本文对我国的居民高储蓄率提出了一个新解释,认为我国居民偏爱储蓄的特性很可能与经济起飞之前人们遭受长期物质匮乏的经历有关。作为物质匮乏的一种极端形式,我国1959—1961年大饥荒为检验这一假说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为此,本文使用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数据,估计了大饥荒对家庭储蓄行为的长期影响。我们发现,在控制收入等其他因素后,那些早年经历较严重饥荒的户主家庭表现出更高的储蓄倾向:饥荒程度每上升1个点,家庭储蓄率大约提高23%—26%。这说明早年的饥荒经历确实对人们成年后的家庭储蓄倾向具有重要影响。考虑到在早年时期受大饥荒影响的人们,目前正是我国社会中有较高收入的年龄群体和储...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基于６５个国家１９８０－２０１１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系统ＧＭＭ方法对城市化对于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化对国民储蓄率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城市化可以通过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及通货膨胀间接影响国民储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