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研发(R&D)投入是需要大量的资金长期持续性的投入,外部融资资源获取则是影响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关键因素。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否扩大企业的融资资源获取渠道、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资金来源、解决企业研发投入的资金问题以推动企业研发投入是一个亟需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2～2006年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地区金融发展积极地推动我国上市公司的R&D投入。并且,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R&D投入的这种正向影响对小规模企业和私有产权控制的企业更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政府干预弱化了金融发展对企业R&D投入的积极影响。本文为理解...

本文选取2014-2016年河南省新三板科技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对金融支持、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进行分析发现:企业受到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越低;金融支持的力度越强,企业创新研发投入越高;金融支持能够显著抑制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

以2010—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企业参与影子银行活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影子银行和不同企业规模对企业面临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企业参与影子银行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参与影子银行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提升更高。在大企业中,参与影子银行会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但并不显著;而在中小企业中,影子银行反而会显著加剧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干预和融资约束的企业研发决策模型,从融资约束的视角考察地方政府行为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遭受融资约束程度越深,政府干预程度就越低,企业研发投入也越少。在此基础上,运用2008—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理论部分的主要结论: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问题显著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政府干预则显著提升了企业研发水平,融资约束在政府干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中起弱化的调节作用。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地区或在民营企业组,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的抑制作用较大。结合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中小企业、年幼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更加突出,中小企业和成熟企业的政府干预程度更深。本文的研究对理解现阶段中国企业研发的融资困境、弱化金融扭曲、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具有启示意义。

文章基于世界银行的投资环境大型微观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企双重身份的企业高管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消极影响,并且强化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消极影响;而那些旨在帮助企业发展的政府官员所占比例和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关系质量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并未强化抑或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消极影响。(2)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文章为理解转轨经济背景下的中国企业R&D投入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理解政治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增长之间关系的微观机理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代理冲突为切入点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其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我国创业板企业当中，融资约束将会对企业Ｒ＆Ｄ投入进行一定的遏制；股东与企业管理人员之间的冲突缓和可以减弱融资约束对于Ｒ＆Ｄ投入的负向影响。

本文选择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间深交所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信息披露质量、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企业在研发投入时，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信息披露质量提高将有利于企业开展研发工作，但是从子样本的结果来看，如果企业发展足够成熟，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研发投入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国有产权性质对信息披露质量与研发投入的正相关有减弱作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研发投入则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在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探索宏观制度环境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法治环境以及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法治环境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上述影响以及法治环境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效果，主要体现在探索式研发中。并且，法治环境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应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和金融法治化改革，它有助于破除企业研发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潜力。

企业创新活动需要资金的支持,而资金获得性与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密切相关。为此在离散时间框架下引入熊彼特增长理论,从理论层面分析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基于。2009-2017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对理论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会缓解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从产权结构差异看,金融支持在缓解国有上市企业和非国有上市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创新的过程中作用都较为显著,国有上市企业显著性稍强。从地区差异看,东部地区提升作用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

本文研究了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进而对公司成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于那些依赖外部融资来成长的企业而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促进企业的成长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促进企业的规模扩张。这一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对我国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本文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消费权益保护局采集的基础数据构建企业层面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并采集2014-2016年上市公司相关财务数据,以SA指数反映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设定实证模型分析普惠金融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2)中小规模的国有企业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能够更大程度缓解融资约束,中小规模的非国有企业反而会增加融资约束。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当地企业的融资约束有着显著而积极的作用,进而可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

企业创新活动需要资金的支持,而资金获得性与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密切相关。为此在离散时间框架下引入熊彼特增长理论,从理论层面分析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基于。2009-2017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对理论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会缓解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从产权结构差异看,金融支持在缓解国有上市企业和非国有上市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创新的过程中作用都较为显著,国有上市企业显著性稍强。从地区差异看,东部地区提升作用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

本文在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及其结构指数(金融中介发展指数和股票市场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开展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研发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能够缓解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高;但金融中介发展的作用显著高于股票市场发展,且金融发展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和研发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改善我国金融约束政策环境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

基于2008-2014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金融发展能否缓解企业R&D融资约束、促进企业R&D投入,并进一步考察这种作用在规模、区域、所有权、行业等4种因素影响下的差异性。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R&D融资约束,并且这种缓解作用对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明显;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而中西部地区则未能有效刺激企业R&D支出;与高科技行业相比,非高科技行业能够从金融发展中获利更多,其R&D投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