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冲击是引起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采用冲击叠加的研究方法,将异质性行为人、认知局限假设和金融冲击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框架,分析不同货币政策参数设定结构下金融冲击的短期效应,探索应对金融冲击的合意货币政策。研究表明:注重调控产出波动的货币政策具有较高有效性,但对产出波动的过度平抑反而会削弱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冲击的调控效果,注重调控通货膨胀波动会引发受担保中间部门的产出和总产出在施行货币政策后出现持续、显著的波动。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应采用适度调控总产出的策略应对金融冲击,同时应减弱金融冲击发生后对通货膨胀目标的关注,以达到减弱金融冲击短期效应,平抑宏观经济波动的目的。

面对我国加入WTO而言 ,中国金融业除了有效调动和提升微观金融主体的创新能力外 ,同时 ,还面临着如何适应金融创新在宏观领域的冲击 ,有效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等更为重要的问题。本文结合国际上已有的经历 ,分析了金融创新对传统货币供求机制与货币政策操作体系的深刻影响 ,并根据我国目前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实际 ,提出了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体系在应对入世与金融创新冲击等方面所应当进行的调整和适应性准备。

金融创新是金融体系内部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与创造性变革,同时也是金融结构提升的主要方式和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可以说现代金融发展史实质上就是金融不断创新的过程。随着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服务、融资方式及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涌现,整个金融市场、金融体系结构格局及其运行机制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和影响。

本文结合国际上已有的经历 ,分析了金融创新对传统货币供求机制与货币政策操作体系的深刻影响 ,并根据我国目前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实际 ,提出了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体系在应对入世与金融创新冲击等方面所应当进行的调整和适应性准备。

文章在VECM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方法分析了股票市场在低迷时期和膨胀时期对不同货币政策冲击响应的效果。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调节资产价格,在资产价格低迷阶段,用利率调节具有相对持久和明显的作用,金融机构贷款也在推动股票价格上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资产价格膨胀阶段,利率可在一定时期内起到微调作用,控制货币供应量可对价格泡沫的控制起到即时效果。

以往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大多站在宏观总量的角度,较少关注传递的微观基础,也并未详尽探讨微观企业行为如何弱化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力。本文考察公司如何通过持续多期的债务保守行为应对货币政策冲击。实证结果表明,公司在货币宽松期的持续债务保守策略显著提高了货币紧缩期间获得贷款的能力与投资水平,并且这一效应是较为稳健的。这意味着公司可通过债务保守策略应对冲击,弱化紧缩货币政策的实施效力。本文的发现支持了债务保守的财务柔性假说,丰富了对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微观机制的认识,同时也为公司如何应对货币政策的冲击提供了一定启示。

近年来我国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探索新形势下的最优货币政策已经成为货币政策研究领域的新重点。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行为宏观经济学模型,旨在研究总供给、总需求因素影响下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与福利损失,进而探索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研究发现,在供给冲击的影响下,货币政策面临稳定产出还是稳定通货膨胀的权衡;在需求冲击的影响下,注重调控产出的货币政策能够同时稳定产出和通货膨胀;从福利分析的角度来看,注重调控产出的货币政策不仅有助于引导良好社会预期,也能降低政策引致的福利损失,而对通货膨胀的过度调控会使福利损失增大。因此我国当前的最优政策是灵活产出缺口目标制,应实施以"稳增长"为目标的货币政策。

考察金融冲击对于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相关的货币政策选择，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表明，金融冲击对于房地产市场以及宏观经济变量均具有显著的冲击效应。因而在房地产市场调控过程中，政府可以积极利用金融冲击的效应。社会福利分析的结果表明，对房地产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机制具有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并且对房价膨胀做出反应的政策机制优于其他政策机制。因此，在利用金融冲击调控房地产市场的过程中，通过采用对房价膨胀做出反应的政策可以达到稳定房地产市场与提高社会福利的目的。

21世纪以来,较为频繁地遭受外部负向重大冲击的时代背景催生了对中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体系构建与实践指引的双重需求。基于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取决于金融市场摩擦程度的理论逻辑,从近年来给中国金融结构和金融运行机制带来颠覆性影响的数字金融出发,本文尝试从理论上回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区别可归结为中央银行资产总量和结构调整的差异,前者调控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后者调控不同金融资产市场间的利差。在经济遭受严重负向冲击时期,基准利率调控受到有效利率下限的限制,而冲击会放大利差水平,因而非常规货币政策更为有效。数字金融影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相对效果,是基于利率和利差变动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相对大小实现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影响效果越大。本文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与传统理论逻辑纳入统一的框架,并提出中国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选择不仅是经济波动的函数,还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函数。本文对于新时期如何根据经济冲击特征创新和健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以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互联网金融使得以电子支付为基础的现代支付体系逐渐成熟,改变了传统的支付手段和交易模式,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产生巨大冲击:(1)互联网金融模糊了传统货币层次M0、M1、M2和M3相互间的边界,使得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下降。互联网金融加深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在互联网金融时代,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使得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减弱;(2)在互联网金融时代,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无论是在可测性、可控性,还是相关性上都有大幅提升。但除了可测性,利率的可控性和相关性仍要弱于货币供应量。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VECM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基于供求关系视角来分析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动态冲击效果。结果表明:信贷余额对房价的冲击作用为正向,短期内逐渐增加直至峰值,而长期持续的作用效果有所减缓;货币供给量对房价的冲击作用也为正,效果最大且具有较强的长期持续作用效果;而利率对房价的短期冲击效果为正,长期来逐渐转变为负的持续作用效果,利率调控手段具有时滞效果。合理地利用货币政策的组合调控工具将有利于避免单一货币政策手段功能的有限性,有助于有效调控房价。

传统的货币政策冲击是通过短期约束或者长期约束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的,由于这种识别方法往往会引起"价格之谜"悖论,为保证实证分析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短期约束和符号约束(Uhlig,2005)方法识别货币政策冲击,并对中国2005～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给出货币政策冲击对汇率影响的证据。结果表明,中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以及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降低短期利率,均会引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久性升值,前者对汇率变动的解释能力更强,但解释比例不超过50%,并且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没有产生超调现象。由于货币政策等外部冲击以及市场的不完全性,会导致汇率异常波动,我们认为央行适度的...

利用2001年1月—2013年6月的月度数据,构建DCC-MVGARCH模型分析用货币供应量表征的我国内部因素和用汇率和国际原油价格表征的外部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既源于内部调整,也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内部因素中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影响我国通货膨胀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相对而言,外部因素对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不大。

数字金融极大地改变了传统金融业务的实现方式，对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作用效果产生了影响。文章把数字金融变量导入IS-LM-CC均衡模型，对利率传导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进行理论分析，运用微积分和弹性分析法对货币乘数的各个变量进行理论推导，并且以2007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数据为基础，运用VAR和IVAR模型对数字金融影响利率传导的效果进行实证检验，并对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再运用VEC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货币供给乘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疏通了利率传导渠道，提升了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数字金融对货币乘数产生了一定冲击，对狭义货币乘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可能存在短暂失效，但总体上强化了广义货币供给传导机制与效果。

“预期转弱”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难点之一，需要通过优化预期管理来提振预期。现实经济中存在不同类型的多样化预期，然而现有研究大多研究单个预期(特别是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对不同预期的叠加效应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将预期分为政策预期(基于政府制定、调整及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预期)和非政策预期(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实态等形成的预期),并认为：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相契合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会对政策有效性产生“累进(退)”效应；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错位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对政策有效性会产生“抵消”效应。比如，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及相应的预期管理操作会使经济主体产生未来经济向好的预期，并激励其采取积极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现实经济中良好的技术进步态势会使经济主体形成未来经济繁荣的预期，并促使采取积极的创新、投资、消费行为，最终表现为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两种正向预期的叠加则会进一步增强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来描述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运用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无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存在技术进步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双重预期冲击”4种情形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模拟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两种预期冲击均增强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并在总体上形成叠加“累进”效应。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进行了如下改进和拓展：一是基于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角度探究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叠加效应，二是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回避以往研究中量价工具“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三是运用SV-TVP-FAVAR模型为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预期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构建和完善宏观调控预期管理体系。要正确认识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契合与错位，利用政策预期增强(弱化)积极(消极)的非政策预期，并优化各种预期管理之间的方式匹配和期限组合；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要提高各种政策调整之间的协同性，并完善政策信息传导机制；非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则要完善宏观经济信息传导机制，并改善市场环境。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改进，需要提高政策调整及工具使用的合理性和适宜性，并不断完善央行沟通、前瞻指引等预期管理方式，实现政策信息传导的及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