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中的政府可能成为掠夺之手。在我国由于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惯性和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以及税制改革造成了地方政府的掠夺行为。为此,如欲限制政府的掠夺行为,在长期必须以经济改革促宪政转轨,形成社会的“自生能力”;在短期必须改革税制,缩短行政代理链条。

转轨中的政府可能成为掠夺之手。在我国,政府对经济相对较高的控制度、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不足、强政府弱社会格局下的政府主导型改革以及政府机构缺乏有效的权力约束,是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掠夺行为的深层原因。促进政府从掠夺之手向扶持之手转变,现阶段应当着手进行的工作是: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的控制、改革税制,推进简化我国行政层级的改革试验、在政府主导型改革中引入民主化的决策机制,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来形成对政府的约束。

本文通过分析地方国企是否比民营企业进行更少的异地并购,以及这种异地并购的经济后果,来判断政府在国有企业主要扮演支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的角色。结果发现:地方国企异地并购的概率显著低于民营企业;与同地并购相比较,地方国企异地并购会导致消极的市场反应,而且异地并购后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和银行贷款成本均会显著增加。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与同地并购相比较,地方国企异地并购后获得的政府支持有所减少,从而导致负面的经济后果,这支持政府支持之手占主导的观点。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在政府对稀缺资源有较强控制的情况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会阻碍民营企业的资源获取,进而扭曲资源配置效率,并最终阻碍经济增长。

本文从规范经济学的角度,以生产效率、经济效率为标准,对掠夺进行分析和评判。掠夺活动可分为纯粹财富转移型和生产资源转移型两大类。本文指出,财富转移型掠夺不会增加社会财富,反而带来掠夺成本和抵抗成本等社会损失,若这类掠夺蔓延开来,还会打击生产积极性,降低社会总产出。本文从资源配置方式的高度,分析生产资源转移型掠夺,发现其内在激励约束机制的缺陷,指出掠夺式的资源配置容易导致有害于社会生产的资源转移。本文比较了交易和掠夺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并发现在激励约束机制、过滤机制、信息成本等方面,交易都优于掠夺,最后指出,掠夺与节约交易成本没有必然联系,节约交易成本不能当作为掠夺辩护的理由。

本文以食品饮料行业７０家公司为例，研究了不同规模下企业政治关联对其公司价值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在全样本下，政治关联将减损公司价值，但是影响并不显著；加入公司规模的调节变量后，发现大规模企业的政治关联和政治关联程度与公司价值呈显著正相关，而小规模企业的检验结果恰好相反。由此得出，政治关联并不会损害所有企业的公司价值，只是会减损小规模企业的公司价值，对大规模企业能起到显著提升公司价值的作用。

上市公司聘请离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简称"官员独董"),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上市公司通过聘请官员独董能够建立起与政府部门的政治联系,从而帮助其从政府手中获得各种稀缺资源和优惠政策,同时也需要承担提供就业机会、政府税收、官员政治升迁等多种社会服务和政治任务。官员独董给公司带来了怎样的经济影响,这是学术界和企业界长期热议的焦点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科学检验。为了探究官员独董对所任职公司的经济影响,利用2013年10月19日中组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简称"18号文")作为外生冲击事件,手工收集2013年10月19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790起独立董事辞职公告,利用事件研究法检验辞职公告的市场反应,以测量官员独董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发挥的实际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对官员独董的辞职公告事件表现出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而且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正向市场反应明显强于非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市场反应,实际上非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市场反应显著为负,说明相对非官员独董而言,官员独董更多地扮演了"掠夺之手"的角色,进而损害了公司价值。进一步探索公司内外部多个因素对官员独董价值的可能影响,发现如果公司注册地的政府监管强度或者公司注册地所在省市的市场化水平越高,该公司的官员独董辞职公告事件所引发的市场反应就越积极,官员独董的"扶持之手"角色越难以发挥作用,从而更加突显了官员独董的"掠夺之手"角色。但是,并没有发现官员独董的行政级别、行业专长以及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情况等内部因素会影响官员独董价值的经验证据。创新之处在于增加了非官员独董群体作为对照样本,从而能够更好地判断和评估独立董事政治联系的经济价值,得到的相关研究结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此外,利用官员独董离职潮事件考察独立董事政治联系的经济价值,不仅丰富和深化了独立董事领域的相关研究,而且拓展了政治联系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又为中组部发布"18号文"的政策意义提供了及时可靠的经验证据。研究结果启示企业不能盲目追求和构建与政府的联系,实际上与政府保持适度的距离将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上市公司聘请离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简称"官员独董"),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上市公司通过聘请官员独董能够建立起与政府部门的政治联系,从而帮助其从政府手中获得各种稀缺资源和优惠政策,同时也需要承担提供就业机会、政府税收、官员政治升迁等多种社会服务和政治任务。官员独董给公司带来了怎样的经济影响,这是学术界和企业界长期热议的焦点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科学检验。为了探究官员独董对所任职公司的经济影响,利用2013年10月19日中组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

代理理论认为CEO权力会对企业产生负面效应,即表现为"掠夺之手";现代管家理论认为CEO权力会对企业产生正面效应,即表现为"扶持之手"。本文从企业技术创新角度,以201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CEO权力与企业技术创新呈正向关系,即表现为"扶持之手",而这种关系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与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CEO权力能显著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同样这种效应更多地体现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与非国有企业中。

代理理论认为CEO权力会对企业产生负面效应,即表现为"掠夺之手";现代管家理论认为CEO权力会对企业产生正面效应,即表现为"扶持之手"。本文从企业技术创新角度,以201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CEO权力与企业技术创新呈正向关系,即表现为"扶持之手",而这种关系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与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CEO权力能显著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同样这种效应更多地体现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与非国有企业中。

本文通过对2003—2011年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教育和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相对于扶持之手,掠夺之手对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抉择更具解释力。教育固定资产投资受到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占,仅能反映民众的一般性社会需求,并受到资金、土地资源以及中央政府调控的强烈限制;而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则在官僚意志和官员私利的主导下,几乎挣脱了资金、土地资源和中央政府禁令的限制。由此,得以看清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抉择背后的掠夺之手的行为逻辑。然而,针对学者们所暗含的"掠夺之手仅具有纯粹的掠夺性",本文则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掠夺之手具有混合性,掠夺性包含了扶持性。

本文利用日伪档案资料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经济侵略活动做了具体的概括。文中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分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非法抢夺我东北四官银号；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６年，日帝建立为军事掠夺服务的货币金融体系；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１年，日帝实施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帝对我东北疯狂掠夺四个时段加以论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经济富源的罪行

以往的研究为政治联系带来的"扶持之手"提供了较多证据,而文章从资本投资视角探讨民营企业构建和维持政治联系所付出的隐性代价,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资本投资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掠夺之手"的侵害,虽具有较大的投资规模,但却表现为较低的投资效率,并且不利于企业R&D投资;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掠夺之手"则未显著出现。文章认为,从资本投资角度看,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构建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弊大于利。

政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微妙且具有极端重要性,它一方面具有"扶持之手"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带着"掠夺之手"的印记。该文从政府双重角色的分析入手,构建了一个以"辖区竞争、组织竞争、选举竞争"为代表的政府职能动态转变的框架模型,进而提出该模型在宏观经济发展和基层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具体运用,以期对"十二五"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的分析有所裨益。

30年前,关于臭氧空洞的科学发现震惊了整个世界,并预示了必须约束工业化的过度发展问题。科学家很快发现了臭氧空洞扩大的重要原因:人类对氯氟烃的大量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