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分析转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对大鼠生理代谢水平的影响及其内源和外源基因遗传转移的情况,选用32只SD大鼠,随机分成2组,分别饲喂含30%转基因抗草苷膦豆粕和含30%非转基因豆粕的大鼠配合饲料,连续饲喂30 d。试验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大鼠体重,血清中尿素氮(SUN)、葡萄糖、天冬氨酸转氨酶(GPT)和血清总胆固醇均无显著差异(P>0.05)。同时,利用定性PCR方法检测试验大鼠的血液、肌肉、肝脏、胰脏、肾脏、胃及肠道内容物中的转基因豆粕内源基因和外源基因。结果表明,在用含转基因豆粕的饲料饲喂的大鼠胃、肠道内容物中发现了转基因豆粕的内源基因和外源基因片段,而在其血液及各组织器官中则没有...

试验建立大豆中转基因成分的定量测定方法。采用双链DNASYBRGreenI结合染料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扩增编码大豆凝集素的内参照基因lec和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中的外源花椰菜花叶病毒CaMV35s基因,绘制2种基因扩增的循环数拷贝数标准曲线图,根据标准曲线方程计算样品中的转基因含量;并作重现性和熔解曲线分析。结果表明,lec和CaMV35s基因标准曲线方程线性好,R2值分别达到0.9997和0.9992。不同转基因含量的标准及模拟大豆样品定量显示,实测值与实际值接近,相对偏差5%～11%。SYBRGreenI实时定量PCR方法可用于定量测定大豆中转基因品种的含量。

【目的】通过分析不同生长期喷施草甘膦后,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生长和产量构成的变化,阐明一定浓度的草甘膦对转基因大豆生长繁育的影响,并对转基因大豆田间实际除草过程中草甘膦喷施时间及浓度的合理选择提供数据支持及理论研究依据。【方法】选择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GTS-40-3-2,采用田间随机区组的设计方法,在大豆生长的V1—V5期茎叶喷施一定浓度梯度的41%草甘膦异丙胺盐水剂,研究草甘膦对不同时期转基因大豆生长及产量构成的影响,并同期监测该浓度梯度草甘膦的实际除草效果。【结果】1.23—12.30 kg.ai.hm-2的草甘膦均能有效控制杂草,但喷施草甘膦超过推荐剂量1.23—2.46 kg.ai.hm...

【目的】比较不同大豆品种经草甘膦处理后植株体内生理指标的变化,阐明转基因抗草甘膦大豆与常规大豆对草甘膦及其剂量的生理生化反应差异。【方法】采用随机区组的设计方法,在第三复叶期喷施不同剂量的41%草甘膦异丙胺盐水剂和10%草甘膦水剂,研究其对不同大豆品种叶片叶绿素含量指数、莽草酸含量和SOD活性等生理指标的影响。【结果】41%草甘膦异丙胺盐水剂和10%草甘膦水剂可以抑制抗草甘膦大豆RR1、RR2和普通大豆晋大75、晋豆27叶片的叶绿素合成,抗草甘膦大豆RR1、RR2对两种药剂的抗性高于普通大豆晋大75和晋豆27。4个大豆品种叶片的莽草酸含量随着草甘膦两种制剂剂量的增加而增加,RR1和RR2的增加...

【目的】评价美国孟山都公司生产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40-3-2作为加工原料引入中国可能带来的演化为杂草的生态风险,验证转基因大豆杂草化环境安全评价条款的可操作性。【方法】在农田生态环境下比较了抗性大豆、受体品种和当地常规品种的生存竞争能力、繁育能力、自生苗、种子落粒性和延续能力。【结果】在适宜季节种植的转基因大豆的生存竞争能力和繁育能力明显低于当地常规品种,表现在复叶数少、植株较矮、结实率低;受体品种的生存竞争能力和常规品种相似,但繁育能力低于常规品种。在非适宜季节三者的生存竞争能力相似,而受体品种和抗性大豆的结实能力都比常规品种略强。3个品种的落粒性都不强,形成自生苗的可能性也都很小。所有供...

【目的】本研究是从前期获得的100余份转基因抗除草剂草甘膦玉米品系中,挑选T抗-1等14个转基因玉米品系进行拷贝数检测。【方法】采用一种新型的拷贝数分析方法——微滴数字PCR技术(droplet digital PCR,简称dd PCR),设计特异引物对外源抗草甘膦基因2m G2-epsps进行绝对定量分析。【结果】供试的14份转基因材料中10份是单拷贝品系。同时,通过引物探针特异性试验、叶片基因组DNA的PCR抑制和浓度检测、转基因玉米的外源基因2m G2-epsps的实时PCR检测和基因组DNA的酶切

【目的】转GAT和EPSPS双价基因抗草甘膦大豆‘GE-J16’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除草剂材料,喷施草甘膦后,评价草甘膦对杂草防除、大豆安全和杂草发生的影响,为其将来商业化种植后的安全监测与杂草治理提供数据支持。【方法】除草效果:每小区以对角线5点取样法取5个0.25 m2样点并标记,施药后28 d调查禾本科和阔叶杂草株数,并剪取地上部分称取鲜重,计算株防效和鲜重防效。对大豆安全性:每小区以对角线5点取样法,每点随机取4株大豆并标记,在喷药当天、药后7、14、21及28 d调查大豆株高和复叶数,观察药害,收获前每小区取50株大豆调查结荚数及产量。杂草发生情况:每小区以对角线5点取样法取5个0.25 m2样点并标记(避开除草效果取样点),调查并记录每种杂草种类、株数,计算每种杂草相对多度。【结果】转基因大豆喷施900、1 800和3 600 g a.i./hm2草甘膦对禾本科杂草株防效2016年分别为84.30%、95.22%和83.62%,阔叶杂草株防效分别为49.80%、64.52%和61.93%,禾本科和阔叶杂草鲜重防效分别在95.36%和82.05%以上,2017年对禾本科和阔叶草株防效分别达94.93%和85.09%以上,对禾本科和阔叶杂草鲜重防效分别达98.00%和96.57%以上。转基因大豆喷施草甘膦对大豆生长没有不良影响,产量高于人工除草处理。两年研究结果表明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喷施草甘膦后杂草群落发生改变,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田不除草处理小区主要优势阔叶杂草为反枝苋(Amaranthus retroflexus)、打碗花(Calystegia hederacea)、马齿苋(Portulaca oleracea),禾本科杂草为狗尾草(Setaria viridis)、马唐(Digitaria sanguinalis)和牛筋草(Eleusine indica),共6种,喷施草甘膦900—3 600 g a.i./hm2后转基因大豆田5种主要优势杂草为打碗花、夏至草(Lagopsis supina)、马齿苋、牛筋草和狗尾草。【结论】转基因抗草甘膦大豆‘GE-J16’喷施草甘膦900—3 600 g a.i./hm2对杂草有很好的防除效果,对大豆安全。因此,转基因抗草甘膦大豆‘GE-J16’将在我国有很好的商业化应用前景,喷施草甘膦影响杂草种群的发生,如今后商业化种植需长期密切监测种群变化。

[目的]本文旨在探究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与野大豆基因流动后可能产生的生态风险。[方法]以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TS(父本)和内蒙古包头野大豆WS(母本)人工杂交F_1的自交种F_2为对象，研究F_2在农田土和荒地土2种土壤以及无杂草竞争和有杂草竞争2种种植条件下的适合度；并观察不同硬实率的F_2自交种子的种皮结构。[结果]F_2的出苗率为75.00%,显著高于WS,但低于TS。对于单株结荚数、单株饱粒数，4种种植方式下，F_2均显著低于WS;除在混种荒地土下F_2低于TS外，其他条件均高于TS或与TS相当。F_2的株高、百粒重以及地上部干生物量均显著高于WS,但低于TS。F_2自交种子出现种皮色和硬实率的明显分化，且种脐的开放程度及种皮表面是否有凹陷小孔是影响硬实率的关键因素。[结论]F_2均能完成生活史，且产生饱满种子，说明转基因大豆的花粉漂移到野大豆并产生杂交后代，杂交后代在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定植的可能性。

采用PCR和Western-blot方法,研究了储藏过程中不同温度(4、25和37℃)和不同时间(10、30、50、70和90 d)对转基因大豆外源cp4-epsps基因和EPSPS蛋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储藏过程中外源cp4-epsps基因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外源EP-SPS蛋白发生轻微降解,降解产物相对分子质量约为46.2×103,而且37℃降解条带较25℃明显,说明相对较高的温度(25和37℃)在储藏90 d期间能够促进外源EPSPS蛋白的降解,而对基因完整性影响较小。

在人工杂交与田间自然授粉两种条件下,研究了转Barstar基因油菜T742向非转基因油菜、其他芸薹属、十字花科植物和杂草的基因转移情况.结果表明,转基因油菜与周围非转基因油菜和新疆野生油菜杂交能产生一定数量的种子,经PPT抗性与PCR检测,其中部分种子含有Barstar基因,而与其他十字花科植物或杂草杂交不能得到杂种;基因转移受到母本类型的影响,转基因油菜T742与3种类型油菜的杂交亲合率从高到低为甘蓝型、白菜型、芥菜型.可见转基因油菜的外源Barstar基因可向周围非转基因油菜和新疆野生油菜进行转移,而很难向其他十字花科植物或杂草转移.

抗草铵膦转基因作物一般可以承受 2 .0 kg.hm-2 有效量以下的剂量 ,而只要 1.0 kg.hm-2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杂草防效。其抗性的稳定性受到环境因子、载体构建和抗性基因导入方法等因素的影响 ;抗性基因可以通过花粉漂移 ;抗性作物与原受体在没有草铵膦作用下有一定的差异。虽然大量文献报道抗草铵膦转基因作物对周围的生态群落没有影响 ,但也发现草铵膦可以致毛虫死亡。抗草铵膦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在应用抗除草剂作物时 ,应特别注意其抗性稳定性 ,将之纳入杂草综合治理体系中

【目的】对成龄转JERF36基因银中杨——抗逆1号杨试验林进行连年生物安全性监测，评价抗逆1号杨可能引起的生态风险，为评估转基因杨树及转基因植物土壤环境安全性提供依据。【方法】以11年生抗逆1号杨、非转基因银中杨对照、林下杂草、林下土壤、试验林旁行道树下杨树实生苗叶片、土壤中筛选出的卡那霉素抗性菌株为材料，采用PCR扩增方法检测外源基因JERF36稳定性及水平转移潜在性，利用稀释平板法对9～11年生抗逆1号杨与非转基因杨对照林地的可培养微生物(细菌、真菌和放线菌)的种群数量进行分析。【结果】外源基因JERF36在抗逆1号杨中稳定存在，林下杂草、林下土壤、试验林旁行道树下杨树实生苗叶片、土壤中筛选出的卡那霉素抗性菌株的DNA样品中均未出现目的基因片段。9～11年生抗逆1号杨与非转基因对照间林下土壤中微生物总数量均无显著差异；不同年份间的抗逆1号杨和非转基因对照的林下土壤微生物数量均略有差异且趋势一致，其中6—8月土壤中微生物总量为9年生>10年生>11年生；9～11年生抗逆1号杨和非转基因对照林地土壤3大类微生物(细菌、真菌和放线菌)数量均无显著差异，各年变化趋势一致，在树木生长季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在杨树生长旺盛的7月和8月微生物总数量达到最高，显著高于其他月份，其中细菌和放线菌的数量均在每年8月达到最高，而真菌数量在8月(9～10年生)或7月(11年生)最高。各年抗逆1号杨和非转基因对照林地土壤3大类微生物比例相似，从高到底依次是细菌、放线菌和真菌；不同年份间3类微生物所占比例略有差异，但没有出现骤升或骤减现象，表明转基因银中杨并没有破坏主要微生物种类之间的平衡。环境变化如降雨差异可能是影响不同年份微生物数量差异的主要原因。【结论】11年生抗逆1号杨中外源基因稳定存在，未检测到向周边环境发生水平转移，也未发现对林地土壤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平衡造成显著影响，环境变化可能是影响微生物数量差异的主要原因，转基因林木与非转基因对照的林地微生物数量略微差异需要结合环境因素做进一步分析。

[目的]评价转基因库安托杨可能引起的生态风险。[方法]利用PCR扩增研究外源基因水平转移情况,利用稀释平板法研究土壤中细菌、真菌和放线菌数量。[结果]电泳结果显示:林下杂草混合样品和土壤微生物DNA样品中均未出现目的基因片段。转基因株系和非转基因株系的非根际土壤中可培养的细菌、真菌和放线菌数量在杨树的不同生长期出现一定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没有明显的规律。[结论]8年生转基因库安托杨未出现外源基因水平转移,也未对土壤微生物的数量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