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非参数核密度结合反事实方法,本文利用CFPS数据将居民收入空间分布不平衡分解为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与组群规模差距,并探究其对居民消费结构演化的影响,以揭示消费结构升级缓慢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收入增长推动居民消费偏好由"生存型"向"发展与享受型"转变,收入空间分布不平衡导致的消费需求区域差异却限制了消费结构优化,且这一影响对于中等收入人群更为显著。地区间收入水平差距依旧是影响消费结构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但伴随收入水平上升,组群规模差距的作用增强。此外,对比生存型消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更易受到收入空间分布不平衡的影响,这为转型期培育消费新动能提供了新的启示。

根据微观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收入结构对资产选择及投资组合有效性之间的异质性影响。通过计量分析及内生性检验研究表明: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越高,其参与股票、基金与国债的概率就越高;转移性收入比重的增加对于股票与基金两种风险资产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经营性收入的占比对于基金与国债的显著性水平高于股票;财产性收入的占比对于三种资产在1%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家庭收入结构中的转移性收入比重的增加,并没有显著增加资产配置的投资组合有效性;其他三类收入比重的增加,均对投资组合有效性具有正向显著影

提升消费结构是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重要内容，但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是否会影响家庭消费结构目前尚未得到研究。本文首次将消费者需求理论扩展到时间配置选择，通过构建家庭效用模型，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初步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理论与实证分析一致表明，如果女性具有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则其所在家庭的享受型消费支出比例更低，且此结论在工具变量回归、安慰剂检验、稳健性分析等一系列检验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女性性别角色观念主要是通过“收入效应”和“时间效应”对家庭消费结构发挥作用。本文的研究意味着，破除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偏见不仅有助于塑造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而且在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等经济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为研究基础，综合运用基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对老年群体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社会资本对老年群体消费结构优化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其次，分解消费结构类型维度来看，社会资本对文教娱乐消费的影响效应最大。分解社会资本影响来看，社会网络的影响效应最大；再次，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提升收入水平，进而对老年群体消费结构优化起到显著促进作用；此外，进一步探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女性和城镇老年群体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更为显著。

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为缴存家庭提供优惠贷款和免税储蓄的同时,也使缴存家庭消费受到利息损失、流动性约束、贷款额度限制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考察住房公积金对不同类型缴存家庭消费的处理效应,评估制度对缴存家庭福利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IV-2SLS回归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对无房无贷和有房有贷缴存家庭的消费并无显著影响,仅能提高有房无贷缴存家庭的消费水平。有必要提高制度对缴存家庭住房融资的支持效率,降低制度对缴存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以增进缴存家庭的消费与福利。

基于一个一般均衡的结构变化模型,区分房价对家庭消费支出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房价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总体城市样本数据来看,房价对家庭消费支出影响为正,没有表现出抑制效应。然而,区分家庭收入的异质性问题后,房价对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家庭的消费支出的影响与对中等收入阶层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具有很大差异,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受到的房价扭曲效应最大。考虑房价预期后,预期房价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全为负,即挤占家庭消费支出,表明扭曲家庭消费支出的是房价预期,而并非房价本身。

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为缴存家庭提供优惠贷款和免税储蓄的同时,也使缴存家庭消费受到利息损失、流动性约束、贷款额度限制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考察住房公积金对不同类型缴存家庭消费的处理效应,评估制度对缴存家庭福利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IV-2SLS回归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对无房无贷和有房有贷缴存家庭的消费并无显著影响,仅能提高有房无贷缴存家庭的消费水平。有必要提高制度对缴存家庭住房融资的支持效率,降低制度对缴存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以增进缴存家庭的消费与福利。

近年来,财产性收入已经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财产性收入的决定因素却扑朔迷离。为此,基于CFPS(2014)数据,本文借助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人力资本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人力资本与家庭财产性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这种影响在家庭规模、家庭经济实力以及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具有异质性。同时,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家庭的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进行投资理财活动,从中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和风险损失的最小化,进而提高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因此,要想发挥人力资本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效应,家庭应该着重培育以专业技能为核心的人力资本。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为居民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导致了城乡数字鸿沟的出现，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构建了城乡数字鸿沟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检验了城乡数字鸿沟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乡数字鸿沟会阻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且城乡数字鸿沟的分维度中接入沟的阻碍作用强于使用沟，意识沟的作用不显著；第二，城乡数字鸿沟通过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和数字技能差异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在这一过程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城乡数字鸿沟对农村居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具有阻碍作用，且对前者的阻碍作用弱于后者；相较于高收入群体，城乡数字鸿沟对低收入群体消费结构升级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和2018年两期数据,实证分析了赡养负担对农户消费结构升级及农户内部消费结构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而言,赡养负担显著地抑制了农户消费结构升级,并扩大了农户内部的消费结构差距;分开来看,赡养老人所担负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均对农户内部消费结构差距的扩大有显著影响。本文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家庭收入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时间成本主要通过抑制家庭收入从而扩大农户内部的消费结构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赡养负担对大规模家庭之间的消费结构差距扩大具有显著影响,对小规模家庭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力资本禀赋方面,赡养负担显著扩大了高年龄组和低教育组农户内部的消费结构差距,对高教育组则无显著影响;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农户内部的消费结构差距会因赡养负担的加重而显著扩大。本文结论对缩小农户内部消费结构差距、扩大农村内需以及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人地关系调整大背景下,"谁来种地"的现实命题备受关注,土地的权利设置及制度约束固然重要,然而经营主体认识才是土地经营方式决定的第一重要变量。本文运用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既有承包制度设计框架下解析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家庭一般性特征。研究结果发现:家庭收入结构和劳动力内部分工的影响最为显著,不同地区土地流转体现为"富农"行动特征,低收入家庭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较高,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成为约束条件,决定着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目标。由此得到的政策含义为:土地流转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业劳动参与的结果,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是土地流转市场形成的必要条件,土地具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

住房消费是居民消费支出和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住房消费中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构成了住房消费的主体。我国传统的核算方法由于低估了城镇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客观上低估了我国城乡居民的住房消费。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提供的2010年的数据,采用等价租金法估计了包含自有住房在内的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支出。结果发现,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支出在重估后会有显著提高,但重估后的住房消费并没有显著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中国消费率低下的问题不能归结为住房消费的系统性低估。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创业和创新活动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及维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家庭作为个人经济活动的重要支撑,对个人的创业决策有着重大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家庭内部的视角研究女性获得家庭外部收入的能力对其配偶创业行为的影响,用女性的就业状态和收入水平来衡量其获取家庭外部收入的能力,研究发现:女性如果参与市场工作,其配偶进行生存型创业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女性的收入水平越高,则其配偶进行机会型创业活动的可能性越大。

通过利用多层Logit模型来考察以家庭平均收入作为唯一识别标准的贫困瞄准精确度,同时利用多项Logit模型比较低保户、误保户及漏保户这三类家庭的特征,用以分析瞄准偏差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单维识别的精确度较低,且误保户与低保户在受教育程度、工作情况方面的差异较小,以此证明低保户的实际确定过程中会依据如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患病、住房情况等其他因素,从侧面验证了扶贫工作中"两不愁三保障"原则的正确性,即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方面同样需要统筹兼顾。另外,结合A-F法和跨期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得到各指标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将多维贫困的研究拓展到跨期的动态领域,对贫困识别路径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