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企业异质理论,文章揭示了贸易便利化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出口效应,从平台型投资和水平型投资两个角度,提出虽然贸易便利化对OFDI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但贸易便利化对OFDI的出口效应的影响确定且为正,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显著增强OFDI出口效应,文章的研究成果期望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形成共赢的局面、我国投资和出口能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贸易便利化是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各区域经济组织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政策环境、海关及边境管理、物流和通讯设施、商业环境四个指标,应用经调整的国际贸易引力模型,从实证角度探讨贸易便利化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最后针对四个指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冠疫情减缓了全球贸易的发展速度，跨境电商却异军突起，成为拉动外贸的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在跨境电商出口贸易进程中，便利化问题成为隐性的制约因素，长期阻碍贸易有序高效的开展。本文通过构建跨境出口贸易便利化影响效应评价模型，先对贸易国的GDP、人口数量、运输成本、关税水平、贸易便利化等解释变量和虚拟变量进行分析，证明贸易便利化对跨境出口贸易额的影响程度，之后对贸易便利化设计评价指标，实证分析贸易便利化的5个一级指标对跨境出口贸易额的影响效应。基于实证分析的结论，针对跨境电商出口，对我国贸易便利化提出改进建议，以期通过营商环境的优化，推动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发展。

本文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等多种商业调查数据,对多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算和排序,运用引力模型定量分析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我国贸易出口量的影响,确认我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为一般便利,发现贸易的便利化比关税减让更能促进一国出口量的增长,指出各国贸易便利化改革主要以达到贸易量增长为目标,并对我国贸易便利化改革提出了对策建议。

由于受到出口成本的约束，一些中小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一些间接出口的企业转向直接出口，贸易中介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贸易中介角度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其异质性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改革会降低国外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门槛，弱化贸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使出口国间接出口产品的比重降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通常呈现递减趋势，对于间接出口占比较高(贸易相对不便利)的目的地和出口产品，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等，以2007—2015年中国对近150个目的地出口的约4700种产品为样本的分析表明，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其产品出口额(量)中间接出口的占比，导致中国产品出口贸易中介作用下降。进一步设置若干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虚拟变量，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相对来讲，贸易不便利、收入水平较低、发展水平较低、未与中国签订FTA、不属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样本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中国产品间接出口额(量)占比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需品、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特别贸易关注产品的间接出口额(量)占比在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时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探究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目的地异质性和出口产品异质性，拓展关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二是以中国的出口产品为研究样本，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在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上的异质性表现，可以为新发展阶段贸易中介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策略启示，进而促进贸易中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本文将资源基础观理论引入OFDI与贸易关系的研究之中,建立OFDI强度与母国出口贸易的关系模型,运用Eviews 8.0对2004-2013年我国对78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研究结论为:总体上OFDI强度正向影响母国的出口贸易;按时间跨度分样本检验得出,金融危机前后OFDI强度均显著正向影响母国出口贸易,但金融危机前影响效应大于金融危机后;按投资目标国分样本检验得出,OFDI强度均正向影响母国出口贸易,但对发达国家OFDI强度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发展中国家。

本文以RCEP成员国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对外出口潜力的影响。研究表明，RCEP成员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能显著促进我国对其贸易出口潜力的释放，因此可以为我国出口增长带来更大空间；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出口潜力的影响也受到出口潜力自身门槛的约束，且主要存在两个门槛值0.6846和1.3302，分别对应潜力巨大型和潜力再造型阶段，当低于第一门槛值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潜力的影响相对较高，介于第一、二门槛值之间时，影响效应尽管也显著但程度明显降低，高于第二门槛值时则影响变得不再显著。

在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的战略背景下,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7～2015年CEPII数据库中行业层面的贸易数据测算了出口产品质量,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贸易便利化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通过降低出口企业的贸易成本,一方面促使企业选择以低价竞争策略替代质量竞争策略,从而产生替代效应抑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另一方面又使出口企业获得成本优势,促使其选择扩大出口规模,进而产生收入效应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然而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却总体表现为抑制作用,但是随着进口国收入水平的降低,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逐渐降低,最后对出口产品质量表现为促进作用。此外,贸易便利化对质量越高的出口产品抑制作用越明显。

文章基于层次分析法(AHP)来构建贸易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一国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量化。在此基础上,通过贸易引力模型对贸易便利化与我国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贸易便利化总体水平偏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是影响我国与其双边贸易额的重要因素。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从促进全球贸易便利化水平、积极参与并推进贸易便利化谈判、加强贸易便利化国际合作三个方面着手。

从成本效应角度看,环境成本内在化对我国的出口贸易有负面影响;从创新效应角度看,环境成本内在化对我国出口贸易有正面影响。但综合起来看,创新效应对出口的积极影响弥补了成本效应对出口的消极影响,最终会促进中国出口。既然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利于实现环境保护与出口增加的双赢,中国应当加强实施环境成本内在化政策,包括进一步提高环境标准、推进自然资源价格改革、改变排污收费政策等。中国实施环境成本内在化的政策应当是经济手段与管制手段并用,但若着眼于未来,应当逐渐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

本文运用机场基础设施质量、海关程序负担和贸易壁垒普遍度三个指标衡量了贸易便利化程度,并应用国际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东盟贸易便利化措施对中国-东盟区域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盟机场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对中国-东盟区域制造业产品出口有显著的影响。东盟机场基础设施质量等级每提升1%,区域制造业产品出口将增加1.48%。而海关程序负担和贸易壁垒普遍度的改善对中国-东盟区域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设计了两个模拟方案,模拟分析了东盟贸易便利化程度的加深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如果东盟每个国家机场基础设施质量都提升到区域平均水平(5.2),则中国制造业...

通过构建4个一级指标与相应的19个二级指标体系测算金砖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选取2008-2016年的样本数据,运用拓展的引力模型检验金砖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砖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较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南非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最高;金砖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带来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作用最大;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电子商务、海关环境以及口岸与物流效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流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规制环境变量影响不显著;进口国的GDP水平、是否同属SCO成员有助于

东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选取了口岸与物流效率、海关与边境管理、制度环境、金融与电子商务4个一级指标以及20个二级指标建立了计算贸易便利化的模型,测算出中国及东盟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东盟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GDP、中国的人口数量、国民之间交流是否有障碍对贸易额产生正向影响,东盟6国的人口、汇率对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东盟有比较明显的推动作用。为了促进木质林产品的出口,需要进一步提高中国与东盟贸易的便利化水平,尤其是加快金融与电子商务的发展。

本文选取2010-2017年中国与东盟10国的面板数据,以运输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等4个影响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关键要素为一级指标及其17个二级指标构建指标体系,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并实证分析的结果是:东盟贸易便利化处于"一般便利"水平,其每提高1%,中国出口贸易就扩大1.18%,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影响显著。因此,应加快中国和东盟的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立法;增加政府规制的透明度;在自贸区内给予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良好支持。

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方式,二者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采用2003~2010年中国对146个东道国OFDI的样本数据,考察了中国OFDI与出口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1)整体来看,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促进了对东道国的出口。(2)分样本看,中国对高收入东道国OFDI的性质为水平型,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有微弱替代关系;对中、低收入国家OFDI的性质主要为垂直型,与出口主要是互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