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便利化成为国际贸易的谈判热点和发展趋势,本文采用全球贸易一般均衡模型(GTAP)分析了节约通关时间的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可显著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福利提高。在中贸易便利化方案下,中国实际GDP在2014年将提高0.27%,社会经济福利增长192亿美元;同时,中国贸易便利化可以显著提升其它国家的经济福利,其他国家的经济总福利提高62.09亿美元。随着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福利将进一步显著增长。

经济活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机制和能力，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就业、激发创新、增强经济韧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份平衡面板数据，测算各地区经济活力指数和贸易便利化指数，并检验贸易便利化对地区经济活力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得到以下结论：贸易便利化通过扩大对外贸易规模，显著提升地区经济活力。本文研究结论为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扩大对外贸易，激发地区经济活力提供参考借鉴。

本文采用口岸效率、海关环境、国内规制环境以及电子商务应用4个指标对贸易便利化进行测度,利用引力模型定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与东盟贸易流量的影响,同时分析不同的关税税率对推进贸易便利化并影响贸易流量的不同作用。最后,针对实证研究结果对贸易便利化改革提出可行性建议。

本文运用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PRCGEM) ,模拟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行业和地区经济的短期比较静态影响 ,分析和探讨了这些模拟结果的政策含义。分析表明 ,第一 ,中国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总的来讲利大于弊 ,但在现有条件下仍然要充分利用关税杠杆 ,帮助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第二 ,不同部门、不同地区 ,由于投入 -产出和贸易结构不同 ,受到的影响差异很大 ,应就贸易自由化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第三 ,中国在自主进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 ,应该积极参与和推进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

在广义贸易便利化的分析框架下,测算了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在控制第三方效应的前提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工业品和中间品进口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农产品、工业品和中间品进口贸易的影响非常显著;由于产品性质和嵌入价值链的程度差异,中间品进口对贸易便利化水平最为敏感,农产品进口较为迟钝。该结论有助于全面评价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影响情况,有利于在全球价值链条件下,通过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贸易合作中仍存在沟通协调机制不完善、双重征税、贸易结算汇率风险加剧、基础设施薄弱、制度执行效率低等障碍。现有研究较少关注金融合作程度和电子商务对贸易便利化的影响,本文将金融因素和电子商务因素纳入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评估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上海合作组织九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结果表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对较高,其他国家贸易便利化程度较低。为了对比关税减让和贸易便利化程度对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国家扩大贸易流量的影响程度,借助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发现贸易结合度指数、贸易便利化水平

本文在梳理CPTPP高标准经贸规则内容的基础上，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测度、比较2013-2021年中国和CPTPP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检验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新加坡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一枝独秀，遥遥领先于其它国家；新冠疫情对中国货物贸易冲击较大，中国在数字贸易领域位居前列，在政府服务方面成效显著；贸易便利化能显著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且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本文为我国全面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序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本文利用出口扩展模型,比较分析了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两种贸易方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一般贸易出口增长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贸易进口增长则阻碍经济增长,但不显著;而加工贸易进出口的增长则显著弱化了中国经济增长,其贡献度低于一般贸易出口。鉴于此,本文认为加工贸易产业转型势在必行,转型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国内采购率。

本文基于中国省域贸易便利化调查数据,采用引力模型考察省域贸易便利化对省级层面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省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省级层面农产品贸易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沿海地区的农产品贸易更容易受到贸易便利化的影响;在省域贸易便利化的具体指标中,信息可获得性、单证与自动化、规费与费用等都对农产品贸易有显著影响。

本文以中国对RCEP成员国进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RCEP各成员国十年的贸易便利化指标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分别表示贸易便利化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用混合OLS模型分析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在该影响机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贸易便利化水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RCEP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对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具有正向作用，且贸易便利化通过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双方之间的贸易，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地理距离、汇率、外商直接投资等阻碍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未来应加快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支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促进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往来。

基于2002—2019年中国49个地级及以上沿海城市面板数据，测算沿海城市经济活力水平和贸易便利化指数，实证分析贸易便利化对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2002年以来，沿海城市经济活力和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稳步提升，但城际差距逐渐扩大；(2)贸易便利化能够提高沿海城市经济活力水平；(3)当创新能力超过门槛值时，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将显著增强；(4)工资水平、金融规模是贸易便利化影响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渠道；(5)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在南方沿海城市，以及较大规模、较高行政级别和较高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沿海城市中表现更强。

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便利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贸易程序的便利化对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本文通过对贸易便利化改革减少交易成本、降低国际贸易的复杂性、改善国家的贸易和投资环境等问题的分析,指出贸易便利化对公共部门和商业机构的积极作用。

由于受到出口成本的约束，一些中小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一些间接出口的企业转向直接出口，贸易中介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贸易中介角度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其异质性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改革会降低国外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门槛，弱化贸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使出口国间接出口产品的比重降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通常呈现递减趋势，对于间接出口占比较高(贸易相对不便利)的目的地和出口产品，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等，以2007—2015年中国对近150个目的地出口的约4700种产品为样本的分析表明，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其产品出口额(量)中间接出口的占比，导致中国产品出口贸易中介作用下降。进一步设置若干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虚拟变量，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相对来讲，贸易不便利、收入水平较低、发展水平较低、未与中国签订FTA、不属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样本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中国产品间接出口额(量)占比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需品、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特别贸易关注产品的间接出口额(量)占比在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时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探究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目的地异质性和出口产品异质性，拓展关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二是以中国的出口产品为研究样本，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在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上的异质性表现，可以为新发展阶段贸易中介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策略启示，进而促进贸易中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文章根据1980-2007年的数据对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条件调整的实际GDP指标分析表明,从总体上看,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效应;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都存在正向的影响;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也都验证了协整分析的结果。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能以年均10％的速度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稳定增长。本文根据1978～1998年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数据,应用统计指标和回归方程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贡献和长期贡献,并得出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中长期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