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县域在空间地理形态上是城镇与乡村连接点,通过分析贵州省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特征,对统筹贵州省乡村空间发展,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方法]文章通过构建贵州省乡村空间分类量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其乡村空间发展水平,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结果]从贵州省乡村空间发展水平的Moran象限分布来看,村落保护对乡村空间发展的影响作用在逐渐加强,乡村空间发展的高水平县域聚集在以贵阳为中心的白水河谷地区,该地区资源丰厚,利于集中发展。低值水平区聚集在黔东北的铜仁市和黔东南的黔南州,该地区多为山地和丘陵,城镇化发展水平低,部分县域交通条件较差,乡村贫困化呈现出东部、南部、西部高,中部和北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结论]贵州省县域乡村生产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其空间布局呈现较强集聚特征。

[目的]区域贫困识别一直是贫困研究中重点关注的课题。文章通过对贵州省县域贫困度进行等级划分以及空间格局特征分析,可为地方政府实施区域扶贫开发的优先顺序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方法]从自然、社会、经济维度,构建县域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利用SPSS进行因子分析,计算各个县域综合得分,用以测度各县域贫困程度;运用ArcGIS的制图功能,呈现县域贫困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借以分析县域贫困度的地域分异规律;运用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划分县域贫困度等级。[结果](1)贵州省66个贫困县中,综合得分最高的威宁县贫困度最大,综合得分最低的铜仁市碧江区贫困度最轻;(2)县域贫困度可划分为极重度贫困、重度贫困、中度贫困、轻度贫困及轻微贫困5个等级;(3)县域贫困度与区域地貌类型具有一定的空间关联,极重度贫困县及重度贫困县大多分布在省际边界地区。[结论]贵州省县域贫困程度差异较大;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如地貌是贵州县域致贫的重要原因。

[目的]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动态、客观地监测农村贫困的时空变化对国家扶贫工作十分重要。[方法]利用OMSP/OLS夜光数据集构建的ALI（平均灯光指数）与社会经济数据构建的IPI（综合贫困指数）建立关系，进而估算贵州省县（区）域2003—2018年间综合贫困指数，分析农村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结果]（1）ALI与IPI建立模型估算的IPI与真实的IPI拟合程度较好，R~(2)超过了0.86，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2）贵州省各县（区）域IPI指数的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在2003年至2018年间来两者都有所增长，增长幅度分别为19.21%和2.38%，表明农村贫困度差异在逐渐增大。但贫困程度极高的县（区）域程下降趋势，由2003年的65个减少到了2018年的37个；（3）标准差椭圆分析表明贵州农村贫困程度整体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椭圆覆盖面积和贫困化重心变化不大；（4）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显示，贵州各县（区）域农村贫困程度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并存在较强的空间聚集现象；（5）由空间变差函数分析可知，贵州农村的贫困程度表现出较强烈的空间关联性和组织性，贫困程度的结构空间分异引起的贫困程度空间关联作用范围呈缩小的趋势，且由随机性因素引起的空间异质性呈下降趋势。[结论]夜间灯光遥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贵州的县（区）域农村贫困化程度，能够较客观的反映贫困变化。2003—2018年间贵州省农村贫困程度高的区域持续减少，减贫效果显著。

贵州省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在全国省际经济发展中属于落后省份。县域是省级区域的重要单元,县域经济是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构成部分。以县域为单元,选取了3类10项指标,运用定量方法系统分析贵州省经济空间差异现状,借助于GIS技术将贵州省县域发展状况可视化。研究表明:贵州省内同等发展层次的县域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聚集;多数地区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没有体现;交通通达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显著相关;少数民族区域普遍落后;旅游业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鉴于此,贵州省未来发展方向是对中心城市、少数民族县域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加快区域性干道、地区性支线公路以及当地便道等次级交通道路的建设,方便物资的流通、提高旅游景...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框架,采用熵权TOPSIS法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对2000、2005、2010和2015年的江苏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乡村转型发展程度及空间集聚情况进行综合测度,解析两者的空间耦合协同特征,并判别空间协同的地域类型。结果表明:(1)江苏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南北差异格局未突破,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分布在江苏南部县市,并向北演化。经济发展的冷点区范围逐渐缩小,主要在徐宿连和连淮盐交界分布。(2)江苏省乡村转型水平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性,次冷点区域变动明显,主要分布徐州北部、连云港北部和江苏中部等。(3)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转型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得到提升,61.8%的县市达到协调状态,根据其格局特征划分出"三协同双滞后"五种类型,80%的县市经济与乡村转型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协同性,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高水平协同型集中在苏南县市,苏中县市和苏北区域的市区主要为中水平协同型,低水平协同类型主要为苏北县市,溧阳、海门、泗阳和灌南等县域经济发展滞后于乡村转型,淮安市区、泰州市区、建湖、高邮等县市乡村转型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

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创新发展措施,将有效促使乡村振兴战略长远推进,形成我国农业农村创新发展的新局面。基于甘肃省86个县域研究单元,从创新投入、创新保障、创新效果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含28个二级指标的农业农村创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就农村地区创新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甘肃省农业农村整体创新发展得分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较为缓慢。综合创新能力得分较高的县(区)主要集中在河西地区东部,得分较低的县(区)主要集中在南部民族地区。河西地区创新保障和创新效果水平处于全省前列,南部民族地区创新投入水平较低。(2)全省农业农村创新发展在东西方向上表现为西高东低,2013年以后逐渐表现出"两头高、中间低"趋势;在南北方向上表现北高南低;在东南—西北方向上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在西南—东北方向上呈现出东北高、西南低。创新发展指数方向特征未发生明显变化,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锁定性。(3)创新发展热点区域集中在河西地区张掖市、武威市及金昌市,冷点区域集中分布在南部民族地区;极冷点区和极热点区数量减少,县域农业农村创新发展差距在减小。(4)多元资本投入、农业经济发展、自然地理条件及资源禀赋、农业基础设施配置、农业发展政策等通过内外因素结合创新发展供需两侧作用于甘肃省农业农村创新发展时空演化。

从"要素—结构—功能"的视角构建多要素非农化指数和乡村多功能发展指数,分析2000—2015年江苏省县域非农化与乡村发展的时空格局及耦合关系。结果表明:江苏省县域非农化和乡村发展指数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非农化指数高值区为环太湖地区,乡村发展指数高值区为苏南沿江地区,而低值区均为苏北北部地区。2000—2015年全省县域非农化指数和乡村发展指数均普遍提高,但其年均变化率呈明显的南北区域差异,其中,苏北非农化进程最快,而乡村发展水平提高最快的为苏中地区。通过耦合分析发现,县域非农化与乡村发展之间的耦合关

[目的]通过探索乡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的交互关系和演化规律，为安徽省乡村空间功能优化、乡村发展活力提升、乡村生态环境改善建设提供参考。[方法]基于乡村“三生”功能测度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1997-2017年安徽省县域乡村“三生”功能的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了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结果]（1）研究期间，安徽省乡村“三生”功能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缩小，乡村发展水平趋向均衡，其中生活功能对乡村发展起到主导作用。（2）安徽省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度整体较高，以高耦合和良性共振耦合为主，空间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特征。（3）安徽省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水平主要表现为基本协调，呈北低南高和片状分布的特征，区域间差异逐渐缩小，且空间正相关关系增强，低值聚集区由皖中向皖北地区转移。[结论]目前安徽省乡村“三生”功能整体水平较低，耦合协调度有待提高，未来需进一步提高乡村“三生”功能以支撑乡村转型和振兴发展。

【目的】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背景下，探索提升不同地域类型乡村空间活力的具体路径，为乡村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浙江省泰顺县为研究对象，从乡村生活、生态、生产活力3个维度系统构建乡村空间活力指数评价体系，应用综合评价法研究乡村空间活力发展的空间差异，利用纵横对比法识别各乡(镇)主导活力和短板活力，探索各类型区差异化提升路径。【结果】(1)泰顺县乡村空间活力空间分异特征明显，总体呈“局部高值，北高南低”，大部分乡(镇)的活力水平比较低；各项子系统活力不尽相同，乡村生活、生态、生产空间活力分别呈现“局部低值，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局部突出，四周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以主导活力和短板活力为划分原则，将泰顺县划分为综合发展型、主导发展型、极化发展型和欠缺发展型四大类，并根据不同地域类型提出活力提升策略：综合发展型应高效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形成强对弱的对点帮扶，联合活化，推进泰顺县乡村空间活力的跨越式提升；主导发展型应发挥自身优势活力整合协调其他活力；极化发展型应在提升主导活力的基础上重点考虑积极探索特色发展道路，补齐短板活力；欠缺发展型应深入挖潜文化、生态等核心资源，明确发展定位。【结论】泰顺县乡村活力水平整体较低，各乡(镇)也有不同的优劣势，体现了活力水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特征。提出差异化提升路径以期对泰顺县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图2表3参25

基于浙江省67个县域的人均GDP,利用Arc GIS空间统计分析功能,分析2000—2013年间浙江省县域经济格局的空间演化的特征。结果表明:浙江省各县域人均国民收入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县域经济呈现西南—东北逐步增强的格局;2000—2013年间经济重心和格局比较稳定,略微向东北方向移动;冷热点分析和标准差椭圆也显示了不同县域之间存在分化。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包括第一自然的分异、产业集群的空间联系、政策红利的差异、区域规划的变化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5个方面,并据此提出相应对策。

综合应用空间统计分析和探索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山西省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和动力机制。结果表明:虽然相邻县域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呈现集聚格局,但自2000年以来其经济集聚的增长格局表现出显著的跃迁特征并且演化趋势不明显。这反映了影响山西省县域经济空间布局的动力机制存在着结构性缺陷,而且不利于不同聚类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新老中部崛起规划交替之际,关于县域经济空间布局和驱动力的研究对于上一轮规划的效果反馈和新一轮规划的实施修正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近年来,随着一系列重大国家级战略相继将山西省纳入其中,山西省在中部崛起实

基于浙江省67个县域的人均GDP,利用Arc GIS空间统计分析功能,分析2000—2013年间浙江省县域经济格局的空间演化的特征。结果表明:浙江省各县域人均国民收入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县域经济呈现西南—东北逐步增强的格局;2000—2013年间经济重心和格局比较稳定,略微向东北方向移动;冷热点分析和标准差椭圆也显示了不同县域之间存在分化。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包括第一自然的分异、产业集群的空间联系、政策红利的差异、区域规划的变化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5个方面,并据此提出相应对策。

[目的] 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客观地评价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省乡村发展综合特征及差异性，并以此划分乡村发展类型，以期为新时期下乡村发展提供科学借鉴。[方法] 基于乡村振兴背景构建指标评价体系，量化分析乡村性及其空间分异特征，最后基于以上测算对其乡村发展类型进行归纳分类。[结果] （1）2021年安徽省各县域乡村性指数差异明显，高值和较高值呈现一定的集聚态势，而低值和较低值集聚程度不明显；在空间分布上高值县域有8个，较高值县域30个，较低值县域19个，低值县域2个；高、较高值县域主要分布于皖北区、沿江区和皖中区；低、较低值县域集中分布于皖西区和零散分布于皖北的西北部和皖南区。（2）安徽省乡村性指数水平高值聚集，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乡村性指数高值簇与低值簇呈现空间分异现象，乡村性发展区域差异显著。由相关性矩阵分析将安徽省59个县域分为产业主导型、生态友好型、经济自主型、均衡发展型4种乡村发展类型，并分别对4种乡村类型的发展特征和趋势进行了描述。[结论] 安徽省乡村区域内部差异较大，各地区乡村特征迥异，适宜聚焦乡村特色优势，探索差异化乡村发展路径。

[目的] 研究2000年以来山东省县域乡村收缩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可以丰富我国乡村收缩的研究内容，并为山东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基于第五、六和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2000—2010年与2010—2020年两个时期山东省90个县域乡村收缩的时空格局演变，利用“自然-社会经济-政策”数据通过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剖析乡村收缩主导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 （1）2000—2020年山东省县域乡村人口收缩总体表现为中度收缩，且呈收缩加剧趋势，中度收缩县域广泛分布在山东省各地区，塌陷和重度收缩县域从鲁南、鲁西北转移和扩散到除鲁南以外的其他地区，轻度收缩县域从“胶东半岛”向“鲁西北和鲁南地区”转移。（2）山东省县域乡村收缩演变类型以加速收缩型与持续收缩型为主，胶东半岛地区乡村收缩形势最为严峻，其次是鲁中和鲁西南地区。（3）两个时期乡村收缩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并呈现不同程度的空间分异特征。城镇化水平对两个时期的乡村收缩均产生重要影响，但其负向作用程度在逐渐减弱；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形起伏情况和医疗服务水平影响前一时期乡村收缩，其影响由西向东递减；地方财政状况、教育服务水平、村庄人口中心度和区位条件正向影响后一时期乡村收缩，地方财政状况和村庄人口中心度的影响分别呈现由南向北向东和由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教育服务水平和区位条件的影响由中部向两侧递减。[结论] 山东省县域乡村人口已进入全面收缩阶段，乡村收缩的时空分异特征明显，社会经济和政策因素对乡村收缩的影响大于自然因素，且社会和政策因素的影响日趋明显，自然因素影响日趋减弱，现状乡村收缩格局是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文章从“十五”期间江西省赣州市17个县(市)经济发展指标评价入手,分析了金融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