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人口从宏观及微观方面调查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其动态发展中的不利因素将加剧贫困现状。解决贵州人口问题的出路在于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并实施到位,即保证充足人力、财力、物力的制度化和高效率供给。

Using data from a survey conducted on the poor in Harbi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ituation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poor with that of their parents, and the situation of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poor with their children.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parents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poor, 55 6% are also poor; and that among the children of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poor, 65% are also poor, which means there is significan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mong the urban poor.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s that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poor and that of their parents are homogeneous to a large degree, as are the occupations of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poor and those of their childre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homogeneity in educational level and occupation of the urban poor and their parents and childre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本文从产业发展能力、市场建设环境以及自然灾害状况等方面,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城镇中心和工业产业对农村贫困地区发展具有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由于增长极极化作用的存在,信贷资源向中心地区流动倾向明显;为弥补极化作用的不利影响,政府在基本建设投资上对农村地区表现出较明显的政策倾向,但政府对自然灾害防治的投入却显得不十分有效。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动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实现＂四化同步＂的重要力量，现阶段满足新型主体的金融需求是对其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作者通过在甘肃、贵州、安徽３省６县的调研得知：贫困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以农信社为主要融资渠道，抵押担保类的贷款需求旺盛，融资金额规模化、用途多元化等特征。同时，无论在融资成本、融资期限，还是融资金额上，新型主体满足程度都较低，需要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完善政策扶持体系上加快调整步伐。

文章通过对2002年哈尔滨市南岗区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在城市贫困人口中,有1/3来自经济转型之前,2/3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相对素质较低的劳动力人口。从1990到2000年这段时间里,城市贫困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平在下降,尤其是下岗的工人、服务人员和干部的感受最为强烈,而那些一直没有工作的贫困人口大都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变化或有所上升。这种感受一方面是由于下岗或失业的确造成了目前的贫困人口绝对生活水平的降低,另一方面,这种感受也受到生活水平的相对差距的影响。2000年以后,随着低保政策的大面积实施,城市贫困人口生活水平降低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多年来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所掌握的大量详实资料,研究分析改革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确定、调整等问题,以便于客观地描述和评价中国农村贫困的变化情况及特征,为进一步作好九十年代中国的反贫困战略工作提供参考线索。

贫困标准是用于测量和识别贫困人口的重要工具。收入贫困一直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贫困标准。以收入标准定义的贫困线,一般包括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支出。世界银行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贫困线定义了世界贫困标准。收入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工具,是衡量贫困的重要代理变量,但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贫困状况。人类发展指数旨在弥补收入标准的不足。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对收入标准作了重要补充,但仍不足以反映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情况。为此,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Alkire和Foster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以更加全面地反映贫困人口的多维度被剥夺情况。《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公布了全球104个国家...

文章对我国农村居民的重要群体——外出务工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统计测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内生动力机制进行了劳动力外出动力视角的解读,对2016年我国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发生情况进行了统计测度,进而对多维贫困与劳动力外出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模型分析。结果发现,相较于非外出户,我国农村的劳动力外出户更不易于陷入多维贫困之中,这一结果是农村家庭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体现。

调查高职贫困生的主观幸福感现状特点,旨在为高校管理工作者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对三所不同类型院校(涵盖农、医、文、理)的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生源地、不同专业的贫困高职生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测评,结果显示:贫困与非贫困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明显差异;在性别、年级、生源地这三个变量中的贫困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异性;而在专业这个变量中贫困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

城镇的多维贫困现象虽已得到关注,但对我国城镇地区整体多维贫困现状、人群特征的探讨仍显不足。本文基于全国性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使用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方法构建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体系,测量了2014年和2016年中国城镇地区的多维贫困现状,并使用Logit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2016年中国城镇多维贫困发生率已降至1.1%,但东北地区、城乡结合区多维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城镇多维贫困人群呈现"低就业、高负担"特点,以老年户为主。Logit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提高户主文化程度、家庭成员有养老保险、社区基础设施改善均能显著减少多维贫困发生风险。建议构建城镇多维贫困的统筹治理模式,重点关注老年贫困户和外来户,加大对民生领域的财政资金投入并改进多维贫困的统计监测。

文章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和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资料,对中国老年人口数量、生活状况和贫困发生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近1.3亿的老年人口中,就业比例为33％,不工作比例为67％。全国老年贫困人口数量为921万~1168万。贫困发生率为7.1％~9.0％。从政策角度看,防治老年贫困的政策应该对目前已陷入贫困或处于贫困边缘的老年人口提供收入扶持,同时防止未来产生新的老年贫困人口。

收入结构在农户脱贫中所发挥的作用一直是研究贫困问题的重要领域之一。考虑到农户贫困深度的因素，本文研究了收入结构对贫困农户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结构对农户贫困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农户贫困深度：其一，非农收入有助于一般贫困农户脱贫，但对特困农户的影响较小；其二，农业收入对一般贫困农户脱贫的影响较小，但有助于缓解特困农户的贫困深度；其三，转移性收入有助于缓解农户贫困，但对农户脱贫的影响较小。因此，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对农户减贫的影响取决于农户贫困深度。就一般贫困农户的脱贫而言，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和引导其提高非农收入；就特困农户而言，政府应该加大对这类农户农业生产补贴从而提高其农业收入，缓解贫困状况。

贵州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可以取得经济发展,但同时又必须要处理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工业方面要发展循环经济,农业方面要发展生态农业,做到切实保护和合理开发资源,在发展中减少贫困,在发展中保护环境,在开发中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从而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达到可持续发展。

镇巴县位于巴山腹地,是一个典型的土石山区县,境内山大坡陡。属陕西汉省汉中地区管辖,全境3384.1平方公里,辖8区1镇48个乡(镇),473个村,2795个村民小组,69984户,281664人,其中农业户65994户,农业人口264636人,农村劳动力12.16万人。现有耕地2.97万公顷(1991年),其中水田0.45万公顷,梯地0.8万公顷,人均基本农田0.047

随着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贫富差距的拉大,城市贫困问题已备受关注。基于统计数据测算,我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大约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贫困人口数大约为5000万人,是目前低保标准和受保人数的2倍左右。受到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其中东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最低,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较高。研究深刻分析了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依照我国国情提出城市贫困监测、城市经济发展、收入分配机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人力资本投资及反贫困路径的拓展等多方面反贫困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