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标准是用于测量和识别贫困人口的重要工具。收入贫困一直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贫困标准。以收入标准定义的贫困线,一般包括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支出。世界银行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贫困线定义了世界贫困标准。收入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工具,是衡量贫困的重要代理变量,但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贫困状况。人类发展指数旨在弥补收入标准的不足。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对收入标准作了重要补充,但仍不足以反映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情况。为此,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Alkire和Foster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以更加全面地反映贫困人口的多维度被剥夺情况。《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公布了全球104个国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多年来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所掌握的大量详实资料,研究分析改革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确定、调整等问题,以便于客观地描述和评价中国农村贫困的变化情况及特征,为进一步作好九十年代中国的反贫困战略工作提供参考线索。

Using data from a survey conducted on the poor in Harbi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ituation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poor with that of their parents, and the situation of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poor with their children.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parents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poor, 55 6% are also poor; and that among the children of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poor, 65% are also poor, which means there is significan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mong the urban poor.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s that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poor and that of their parents are homogeneous to a large degree, as are the occupations of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poor and those of their childre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homogeneity in educational level and occupation of the urban poor and their parents and childre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世界各国公认贫困是一个多维度社会现象,并采用各种方法测算比较多维贫困状况。本文首次利用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使用国际上运用较广泛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方法初步测算了我国多维贫困状况。测算结果与我国已发布的贫困人口数据大体相当,较客观地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的减贫实践,可供下一步开展扶贫开发工作和相关国际比较时参考。

随着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贫富差距的拉大,城市贫困问题已备受关注。基于统计数据测算,我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大约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贫困人口数大约为5000万人,是目前低保标准和受保人数的2倍左右。受到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其中东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最低,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较高。研究深刻分析了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依照我国国情提出城市贫困监测、城市经济发展、收入分配机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人力资本投资及反贫困路径的拓展等多方面反贫困的对策建议。

加快四川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促使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是新世纪四川农村反贫困工作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四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进入21世纪,四川农村贫困面临着许多问题,其成因复杂,因此,四川农村反贫困必须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思路上实现“七个转变”,在措施上着力于制度、产业的创新和环境的塑造。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在反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得到了世界公认,但对于中国当前的贫困程度,国际、国内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最常用的两个估计数是: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生活在1美元1天标准之下的贫困人口有1亿多,国家统计局测算的年人均纯收入在683元之下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365万。对贫困规模的估计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这些贫困标准采用了什么测定方法、代表了什么样的贫困水平、是否符合现阶段中国贫困与反贫困实际,是否需要调整?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比较。

目前,不同机构关于中国贫困状况的估计数非常不同,这给扶贫政策的制定造成了很大困惑。中国贫困状况不同估计数出现的原因在于使用了不同的贫困标准。本文从产生背景、测定方法、测定指标、测定结果等方面对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贫困标准是贫困测量的重要基础,准确测量和反映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首先需要对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方法及其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判断。为此,本文首先全面梳理了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的测算与调整方法,采用纵向历史比较与横向国际比较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当前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所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以及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与我国扶贫历史实践中采用过的另外两个贫困标准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国际贫困标准的差异。然后简要介绍了农村贫困监测体系,并对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衡量的减贫成果和多维贫困缓解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符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是与"两不愁、三保障"相结合的基础上达到稳定温饱要求的标准。第二,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脱贫成就显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多人。第三,近年来,我国农村脱贫步伐进一步加快,扶贫成效非常显著。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改善。最后,在扶贫实践中,经常会涉及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单一标准与多维标准、贫困监测抽样调查数据与建档立卡数据之间的关系,需要有清晰的认识,并加以妥善处理。本文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住户调查和国家农村贫困监测调查。

相对贫困是收入相当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一个较低比例的社会生活状态,相对贫困人口比率是指相对贫困人数占全体人口的比率。由洛伦兹曲线可以求出相对贫困人口比率,通过消除相对贫困可以有效降低基尼系数。

文章对我国农村居民的重要群体——外出务工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统计测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内生动力机制进行了劳动力外出动力视角的解读,对2016年我国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发生情况进行了统计测度,进而对多维贫困与劳动力外出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模型分析。结果发现,相较于非外出户,我国农村的劳动力外出户更不易于陷入多维贫困之中,这一结果是农村家庭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体现。

贵州人口从宏观及微观方面调查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其动态发展中的不利因素将加剧贫困现状。解决贵州人口问题的出路在于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并实施到位,即保证充足人力、财力、物力的制度化和高效率供给。

调查高职贫困生的主观幸福感现状特点,旨在为高校管理工作者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对三所不同类型院校(涵盖农、医、文、理)的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生源地、不同专业的贫困高职生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测评,结果显示:贫困与非贫困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明显差异;在性别、年级、生源地这三个变量中的贫困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异性;而在专业这个变量中贫困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

城镇的多维贫困现象虽已得到关注,但对我国城镇地区整体多维贫困现状、人群特征的探讨仍显不足。本文基于全国性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使用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方法构建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体系,测量了2014年和2016年中国城镇地区的多维贫困现状,并使用Logit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2016年中国城镇多维贫困发生率已降至1.1%,但东北地区、城乡结合区多维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城镇多维贫困人群呈现"低就业、高负担"特点,以老年户为主。Logit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提高户主文化程度、家庭成员有养老保险、社区基础设施改善均能显著减少多维贫困发生风险。建议构建城镇多维贫困的统筹治理模式,重点关注老年贫困户和外来户,加大对民生领域的财政资金投入并改进多维贫困的统计监测。

贫困生作为高校里的特殊群体,在学生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高校贫困生总数已达到300多万人,比例高达25%,而且随着西部地区招生计划的增加,高校贫困生的人数还将不断地增加。因此,了解和掌握贫困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为他们切实做到"心理脱贫"提供了基础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