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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南方金融  [作者] 李建伟  高磊  
本文基于货币财政政策规则协调理论,构建新凯恩斯DSGE模型,采用2013-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检验我国货币财政政策规则协调范式,并评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减税降费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第一,2013年以来我国货币财政政策规则协调转向了AMPF("主动型货币政策+被动型财政政策")范式,体现了近年来我国不断创新和完善货币财政宏观调控的实践成果;第二,在AMPF范式下,疫情期间减税降费政策有力推动了经济复苏,但劳动税率、消费税率调整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还不够充分,政府债务压力小幅上升;第三,在AMPF范式下,减税降费导致的宏观经济总量指标波动较小,长期通货膨胀压力较小,社会福利损失较小。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后疫情时期,为更好地熨平经济周期波动,货币财政宏观调控应继续坚持AMPF协调范式;第二,结合防范债务风险、扩大消费需求等因素考量,未来结构性减税政策应以消费减税和劳动减税为主,资本减税和社保降费为辅;第三,避免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严防债务违约、恶性通胀等情况发生。
[期刊] 中国金融  [作者]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课题组  周惠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强调了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重要性。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坚持一盘棋的战略定位,建立了优势互补的政策工具箱,有效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整体而言,疫情期间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协调的,相比于单项政策叠加,政策组合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国民收入、稳定物价,并节约政策资源投入,但当前两大政策协同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投资领域,
[期刊] 财政研究  [作者] 冯俏彬  韩博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我国财政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本文基于当前疫情发展信息,初步评估其对2020年财政收支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2020年财政减收增支在1.2—1.7万亿元之间,做好今年的财政平衡工作"压力山大"。因此本文提出,要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赤字债务"三管齐下"、多措并举,一方面调整支出结构,提高赤字率和债务规模,另一方面积极挖掘收入侧的潜力,提高财政部门对于政府收入的统筹安排能力,努力谋求2020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全力支持国民经济实现"六稳",保持经济社会稳定。
[期刊] 财政研究  [作者] 朱青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经营以及就业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这场防控疫情的斗争中,财政税收政策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无论是减税还是增支都将会加大财政的赤字率。在2020年这个特殊时期,国家可以考虑突破3%的财政赤字率,但从长期来看,未来也不应该搞结构性赤字,因为这将导致巨大的政府债务。为了应对疫情,国家应当在加大宏观政策调节的力度、加大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缓解企业经营困难以及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方面出台相应的财税政策。
[期刊] 特区经济  [作者] 徐宁远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普遍经营困难,以"营改增"为主的减税政策的边际效用不断递减,"拉弗曲线"所假设的税基培育效应也没有得到充分验证。当前财政压力挤压了减税的政策空间,政策导向应将纾困解难转向激发企业竞争活力,将"抗周期"权宜性措施转向长期稳健的制度性建设,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与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需足够耐心地培育市场微观主体的内生性动力。
[期刊] 统计研究  [作者] 张友国  孙博文  谢锐  
本研究综合应用投入产出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评估了新冠肺炎疫情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冲击我国经济产生的直接和间接产业链效应、反弹效应以及短期与长期的综合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基准水平,短期内(2020年)疫情的需求侧产业链效应可导致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3.3%,而不同情景下供给侧产业链效应可使GDP下降6.4%~12.8%,但反弹效应能分别抵消需求侧和供给侧产业链效应的50%和65%;相较于基准水平,如不采取干预政策,疫情的供需综合冲击将使GDP在短期内下降5.9%~6.5%,长期内(2021—2035年)下降7%;疫情冲击不同行业引起的经济系统损失差异较大,其中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等行业应引起关注;短期内,实施稳就业和稳投资政策,将劳动投入损失控制在较小程度,投资规模恢复到基准水平的95%以上,则可使我国经济实现1.41%~2.96%的增长;长期内,采取稳就业、稳投资措施可在长期内将GDP相较于基准水平的降幅维持在1.5%~2.5%之间;采取稳就业和适度扩张性投资可在长期内使GDP逐渐收敛于基准水平,但可能不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因此,进一步释放经济体系反弹效应以及稳就业、稳投资是应对疫情经济影响的重要措施。
[期刊] 中国工业经济  [作者] 金碚  
经济世界的基本结构是:众多经济主体在一定的经济体中,进而可能在跨经济体间进行交易和生产活动,其中,"组织"关系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组织能力是任何经济体和经济主体的重要素质,可以称之为"组织资本"。将组织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学体系,使经济学增加一个新工具,是具有范式变革意义的。只有基于组织资本,经济才能运行,政府才可能实施各种经济政策,达成政策目标。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均基于一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机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所发挥的组织政策效应。真正可行和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是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来支撑的,而且,其中还必须要有一些组织资本较强的国家,作为其中坚力量。中国经济崛起,无疑是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推进的一个巨大的积极力量和组织资本供应来源国,可以为经济全球化夯实组织资本基础作出重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在构建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仍然任重道远,期间,如何更有效地使用和再生产中国特有的组织资本资源,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有价值和特别值得重视的研究方向。
[期刊] 国际税收  [作者] 张斌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应对疫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是避免短期冲击的长期化,政策力度要适度且要与体制、机制改革相配套。建立应对疫情的长效机制需要推进以提高地方治理能力为目标的财税改革。要重视疫情对国际分工和产业链布局的影响,建立与经济全球化相匹配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期刊] 会计之友  [作者] 张萌  
针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财税扶助措施。已颁布并实施的一系列针对性强的财税政策,聚焦疫情防控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意在帮扶企业摆脱经营困境,其中既涉及财政支出方面的防疫专项财政资金,也包含四批次20项减税降费优惠政策,充分体现出财税政策在支持疫情防控、推动复工复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文章通过主要的经济指标分析新冠疫情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且梳理了财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节机制,以及当前所采取的主要措施。为了进一步实现阻击疫情和稳定经济的目标,文章认为还应当在增加预备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应急税收体系和增加预防支出等方面进行改善。
[期刊] 金融与经济  [作者] 高明宇  
基于2019年8月1日至2021年6月1日的日度数据,运用添加辅助回归的货币锚模型,依次测算五种国际货币在东盟五国及韩国货币篮子中的隐含权重,并进行窗口期30天的滚动回归以刻画货币寻锚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东南亚国家锚定人民币的程度整体上已超过美元。疫情暴发前,人民币和美元是东南亚国家的主要货币锚,在中国暴发疫情期间,东南亚国家大多降低了对人民币的锚定程度,相应增加美元和欧元的权重。2021年初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运行的正常化以及疫苗接种的普及,人民币的影响力显著回升,且高于疫情前的水平。中国精准的疫情防控及经济发展韧性提升了人民币在东南亚国家的地位,人民币国际化在后疫情时代迎来新的机遇。
[期刊] 税务研究  [作者] 王乔  
人类进入风险社会,全球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以"财政小风险"冲抵"经济社会大风险"成为我国抗击疫情的首要选择,同时也导致财政风险积聚。如何化解我国"后疫情时期"的财政风险?本文建议,应增强应对疫情影响政策的精准性、提高刺激经济回暖政策的有效性、巩固深化财税制度改革的持续性和强化全球应对疫情策略的协同性。
[期刊] 地方财政研究  [作者] 王莹  
据初步测算,疫情影响之下,2020年全年财政增速保持在0-2%难度很大,财政收支缺口预计将达6.6-7.2万亿,赤字率大概率"破3",GDP增速"保6"难度较大,过度增债扩支、CPI上涨、PSL工具运用、非税收入暴增等可能引发潜在财政风险。基于此,财政应充分立足国家治理的视角,合理调控当前保障疫情所需、近期弥补收支缺口、远期熨平经济风险,综合运用适度增债扩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大财政金融互动、强化风险管控等多重手段,切实提升财政保障能力。同时,专注高质量发展与民生幸福,为财政适度松绑,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
[期刊] 经济师  [作者] 刘家昊  周铭浩  马春惠  邹确  
根据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疫情防控任务需求、各微观经济主体的诉求需要,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自的特点,来选择两者的协调方式,进而分析其在相应的传导机制下所取得的效果,最后根据经济运行现状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对未来经济走势做出合理的研判,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搭配实施给出可行性建议。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胡越秋  王军  董泽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员工易受到感染、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订单到交货期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企业选择延长假期还是复工面临两难选择。文章利用三参照点理论、决策四力影响因素、前景理论和助推思想对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决策行为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企业复工决策除了受外部环境、内部组织、任务要求及个人需求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还取决于先决条件,即零感染;企业在复工决策时处于损失心态下的行为是风险偏好型,而政府的助推政策和企业复工参照点的动态变化等因素,能很好地提升企业在深度不确定环境下承受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保障企业复工决策的顺利实施。
[期刊] 经济纵横  [作者] 吴振宇  朱鸿鸣  朱俊生  
新冠肺炎疫情会从多个渠道给金融运行带来影响,总体上会形成预期冲击、实体传导、政策消化三个冲击阶段。疫情对金融运行的冲击总体可控,但要警惕对区域及行业的结构性影响,以及与存量风险的叠加效应。针对疫情影响的阶段性、结构性、叠加性特征,在系统全面防控疫情带来的金融风险时,应重点关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波动,特别要防止新旧风险并发,"股、债、汇"风险叠加等极端情况出现。当前,在制定和完善对冲性金融政策时,要综合考虑其在不同阶段的作用,宜多采用数量化工具,以便于政策的后期退出;多采用结构化工具,以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多采用区域性政策,以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提前控制政策消化期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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