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逐渐升高的经济不确定性和预期转弱压力，通过强化预期管理来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变得更加重要，同时考虑到流动性监管对货币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实证和理论角度探讨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宏观经济效应，并兼顾考察流动性监管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影响。SVAR模型的经验证据表明，货币政策预期冲击表现为正向需求冲击，刺激宏观经济的同时引起货币政策的扩张性响应，流动性监管冲击具有相似的效果。进一步构建NK-DSGE模型，在模型中引入货币政策预期和流动性监管，利用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和贝叶斯方法估计该模型，研究发现：引入预期可以提升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但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中未预期到的成分仍较多；流动性监管能较好地防范流动性风险，稳定宏观经济，但监管带来的流动性约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效果。本文的结论对加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推动货币政策与流动性监管协同发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运用DSGE模型,实证分析了预期与未预期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不同评价指标下,预期与未预期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存在差异,预期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更好;预期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更好,政策效果的稳定性更强;未考虑预期冲击时单指标与多指标评价结论存在背离,考虑预期冲击时单指标与多指标评价结论一致。

本文通过建立含有理性预期、商品价格粘性和工资粘性的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市场框架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麦克勒姆规则形式的货币政策机制来模拟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基于贝叶斯方法利用中国数据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征参数进行了估计和识别,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流动性管理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联效应和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M0、M1、M2三个层面的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实际产出存在着显著的单向以及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相对于通货膨胀,实际产出和货币供给中存在着更为紧密的均值溢出关系。据此,本文提出了从金融宏观审慎管理角度出发,完善货币政策框架,与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配合,引导...

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所定义的最优货币政策是围绕中央银行二次型损失函数展开的。近年来有研究表明,货币政策是否最优的重要标准是能否使经济趋于理性预期均衡水平。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进一步探讨中央银行与公众间不同策略互动如何导致实际经济偏离理性预期均衡水平。首先,在新凯恩斯模型框架内,对理性预期假设进行适当放松,通过引入适应性学习刻画宏观经济预期形成过程。其次,通过动态数值模拟,计算不同货币政策目标制下实际经济对均衡水平的偏离程度以及相应的均值和波动水平。最后,分析并甄选我国最优货币政策框架。本文发现,灵活通货膨胀目标制和混合名义收入目标制均可成为我国最优货币政策的有效实现形式,可促进经济平稳、协调发展。

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下,对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双支柱"的互动作用做出评价。研究表明:在正向利率冲击下,相较于单一货币政策,模型加入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有利于减少经济波动和促进金融稳定,这一政策效果随着表外资产进入宏观审慎的监管范围而更加显著;将货币政策改为数量规则后,结论基本不变。总的来看,"双支柱"政策对降低经济波动和抑制金融风险具有明显效果,在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之前,数量型货币政策在我国仍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正处于货币政策改革的关键时期,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实施效果呈现出新的特点,对新时期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和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本文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预期与未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结合不同货币政策规则(数量型和价格型)设定,运用贝叶斯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以讨论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与未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相比,包含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的模型表现效果更佳,且预期货币政策冲击对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更大,因此忽略预期冲击会低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相比,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更大且政策效果的持续时间更长,但是不能忽视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消费、通胀的调控作用;无论何种规则下,货币政策冲击对投资的影响最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应加强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和预期管理,引导公众形成可预期的货币政策环境,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另外,在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应该继续以数量型工具为主,同时注重与价格型工具的协调配合,从而合理发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

将异质性银行、系统性风险与宏观经济运行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构建DSGE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冲击、宏观审慎政策冲击及银行自身行为冲击下不同银行对金融经济变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运用福利分析探索针对不同银行最优的双支柱政策组合搭配。研究发现：影子银行的存在对产出、通胀和系统性风险波动具有明显放大效应；国有银行对货币政策的执行与传导效果优于其他股份制银行；低利率环境下，高杠杆银行会对低杠杆银行形成挤出，导致系统性风险上升。结合脉冲响应和福利分析，得出启示：对传统银行影子业务的治理采用以资本充足率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效果不佳，应针对影子业务计提专门的资本和拨备；应重点关注高杠杆率银行；对其他股份制银行应采取适度偏紧的调控政策，约束其过度风险承担行为。

本文在Kopecky和Van Hoose(2004)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考虑金融机构的异质性,以探究同业监管政策对央行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影响。理论结果表明:严格的同业监管政策将导致央行的货币政策在金融机构间的传导受阻,导致流动性分层的现象加剧,进而导致同业资金的融入方信贷规模下降,同业资金的融出方信贷规模上升。对于商业银行的利润而言,严格的监管政策将导致同业资金的融出方和融入方利润水平均下降。最后本文使用Wind数据库中269家商业银行2000年至2018年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以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为切入点，运用SV-TVP-FAVAR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宏观经济的脉冲响应特征及阶段异质属性，进一步基于包含预期的DSGE模型模拟预期与未预期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检验预期管理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弱化效应的“逆向”调控功效。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产生抑制作用，抑制程度与观测变量有关；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抑制效应存在阶段差异，长短期评价指标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弱化效应由强到弱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期、下降期和平稳期，货币政策“跨周期”与“逆周期”调控不存在冲突；预期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优于未预期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具有弱化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冲击效果，发挥“逆向”调控功效，货币政策预调微调功效明显。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频繁流动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资本的跨国流动对国际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了各国福利,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负面影响。因为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等变化趋势共同改变了货币政策实施所依赖的整个金融环境,在宏观层面上却给政府当局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带来了困惑,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独立性受到冲击。当今资本流动性已成为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因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也把资本流动性作为主要变量来考虑,以保证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本文综合金融市场的多维信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我国的金融周期指数。在此基础上,构建TVP-SV-VAR模型研究2003—2017年间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及宏观经济变量间的时变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时变互动关系。(2)金融传导渠道可能扭曲货币政策效力,通过金融传导渠道,货币政策不仅会抑制经济增长,还可能加剧通货膨胀。(3)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影响滞后于对价格效应的影响。短期来看,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时变特征与金融传导渠道无太大关联,但随时间推移,金融繁荣对产出的负面影响可能最终使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发生反转。货币当局应警惕金融繁荣对货币政策效力的扭曲,审慎操作,且不宜承担过多刺激产出的任务。

就业歧视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普遍存在，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备受关注。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歧视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是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就业歧视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改变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众多，其中就业机会歧视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即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主观认定雇用某一类型劳动力将产生额外成本，导致企业对该类劳动力的雇佣量少于最优雇用量，进而使社会就业总量减少。基于此，本文构建无就业歧视和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的两主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TANK—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二阶矩匹配法等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货币政策当局执行何种货币政策(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促进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物质资本租金率和整体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的促进作用变小，而对物价上涨(通胀)的促进作用变大，即就业歧视会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并强化其消极效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实施后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提高通胀的持续性，同时也会扩大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总体上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促进效应在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产出增长的目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经济政策有效性角度探讨就业歧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构建TANK—DSGE模型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三是从提高政策有效性角度为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本文揭示了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减轻就业歧视不仅有助于就业和收入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不断减少各种就业歧视。

本文论述了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的特点、中国现行的货币政策的新的局限性,以及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效果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从存在性检验和强度测算两个方面予以分析,运用虚拟变量刻画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并引入Gumbel Copula上尾相依系数来检测其波动效应的存在。实证结果不仅验证了理论分析的合理性,也证明了美国货币政策的负波动效应,以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传统货币政策间的协同效应。

面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复杂多变,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实现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与优化。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机制,并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