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货币政策改革的关键时期,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实施效果呈现出新的特点,对新时期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和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本文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预期与未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结合不同货币政策规则(数量型和价格型)设定,运用贝叶斯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以讨论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与未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相比,包含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的模型表现效果更佳,且预期货币政策冲击对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更大,因此忽略预期冲击会低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相比,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更大且政策效果的持续时间更长,但是不能忽视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消费、通胀的调控作用;无论何种规则下,货币政策冲击对投资的影响最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应加强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和预期管理,引导公众形成可预期的货币政策环境,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另外,在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应该继续以数量型工具为主,同时注重与价格型工具的协调配合,从而合理发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

本文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ＳＶＡＲ）模型分析石油价格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石油价格上升对我国产出水平带来正面影响，而跨国面板数据回归显示，这可能与石油价格上升对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一般物价水平影响更大有关，这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相对改善相关；此外，我国货币政策调整呈现典型的＂逆周期＂操作特征，且利率＂逆周期＂特征更加明显；非线性石油价格情形下，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石油冲击反应方向不变，但反应幅度减少，该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不作为＂优于微调。

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面板数据分析法,实证研究货币政策冲击下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反应,以及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差异性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货币政策操作对低等级企业债信用利差影响程度高于对高等级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对短期(1年及以内)、长期(10年以上)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影响程度高于对中长期(5～10年)企业债的影响;二是我国企业债信用利差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不显著,而货币政策变动所导致的融资环境改变对信用利差有显著影响,融资环境是信用利差变动的主导因素;三是货币政策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存在非对称效应,货币政策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在经济下行阶段更为显著,非对称效应在低等级债券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基于货币政策工具对债券市场信用利差的差异性影响,优化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完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有利的金融环境;第二,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在优化融资环境中的作用,引导债券市场信用利差保持在合理水平,为企业"去杠杆"打下有利的货币信用基础;第三,根据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与债券市场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特点,完善逆周期货币政策操作,充分发挥债券市场信用利差对市场主体融资的调节功能,引导市场主体主动应对经济周期变化带来的不利冲击,为经济平稳发展创造有利的货币信用条件。

本文尝试建立一个包含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冲击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贝叶斯技术估计模型,并基于估计后的模型考察了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结论表明: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冲击对通货膨胀波动有显著影响,二者均可以解释28%以上的通货膨胀波动,但对产出波动的影响偏小。因此,央行政策选择上可以积极运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通胀,同时应注重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合理引导公众预期,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所定义的最优货币政策是围绕中央银行二次型损失函数展开的。近年来有研究表明,货币政策是否最优的重要标准是能否使经济趋于理性预期均衡水平。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进一步探讨中央银行与公众间不同策略互动如何导致实际经济偏离理性预期均衡水平。首先,在新凯恩斯模型框架内,对理性预期假设进行适当放松,通过引入适应性学习刻画宏观经济预期形成过程。其次,通过动态数值模拟,计算不同货币政策目标制下实际经济对均衡水平的偏离程度以及相应的均值和波动水平。最后,分析并甄选我国最优货币政策框架。本文发现,灵活通货膨胀目标制和混合名义收入目标制均可成为我国最优货币政策的有效实现形式,可促进经济平稳、协调发展。

运用DSGE模型,实证分析了预期与未预期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不同评价指标下,预期与未预期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存在差异,预期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更好;预期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更好,政策效果的稳定性更强;未考虑预期冲击时单指标与多指标评价结论存在背离,考虑预期冲击时单指标与多指标评价结论一致。

供给冲击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重压力”之一，如何应对冲击、化解压力是亟需解决的重要经济问题。构建TVP-SV-VAR和DSGE模型分析供给冲击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的特征事实，运用拓展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来应对供给冲击以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结果表明：供给冲击不仅会降低产出水平，加剧产出缺口的波动程度，还会提高通胀率，扩大通胀缺口；拓展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是供给冲击下提高产出水平、推动通胀趋于稳态的有效工具，通胀目标的调整是实现产出提高和通胀稳定组合目标最优选择的可行策略。由此表明，引入汇率和审慎两个因素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与我国实际有更好的适配度，有利于完善我国“多目标、多工具”的货币政策规则体系，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以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特征出发,构建了包含影子银行体系在内的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重点探究了当影子银行体系存在部分"金融窖藏"功能时,即影子银行系统中有部分资金无法贷出,参与货币创造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冲击对总产出、消费、投资、利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存在"金融窖藏"现象时,不论是数量型货币政策,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其有效性都受到了削弱。

本文从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特征出发,构建了包含影子银行体系在内的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重点探究了当影子银行体系存在部分"金融窖藏"功能时,即影子银行系统中有部分资金无法贷出,参与货币创造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冲击对总产出、消费、投资、利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存在"金融窖藏"现象时,不论是数量型货币政策,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其有效性都受到了削弱。

面对逐渐升高的经济不确定性和预期转弱压力，通过强化预期管理来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变得更加重要，同时考虑到流动性监管对货币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实证和理论角度探讨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宏观经济效应，并兼顾考察流动性监管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影响。SVAR模型的经验证据表明，货币政策预期冲击表现为正向需求冲击，刺激宏观经济的同时引起货币政策的扩张性响应，流动性监管冲击具有相似的效果。进一步构建NK-DSGE模型，在模型中引入货币政策预期和流动性监管，利用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和贝叶斯方法估计该模型，研究发现：引入预期可以提升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但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中未预期到的成分仍较多；流动性监管能较好地防范流动性风险，稳定宏观经济，但监管带来的流动性约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效果。本文的结论对加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推动货币政策与流动性监管协同发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将生育政策预期冲击设定为长期消息冲击,在DSGE框架下探讨老龄化背景下生育政策预期的宏观经济效应、动态特征及形成原因。研究发现:(1)生育政策预期行为的最优刻画为长期消息冲击设定。(2)预期到的生育政策冲击短期内将对消费和投资分别产生负向和正向影响,但随后分别转变为正向和负向影响。(3)长期来看,生育政策冲击将对宏观经济产生持续稳定的正向影响,但这一结果建立在人口老龄化没有更加严重的前提下。(4)生育政策预期有助于降低经济"急刹车"的可能性。上述结论为人口老龄化加深背景下我国政府制定更加有效的生育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2022年以来，美联储开启新一轮加息，这一政策变动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为全面阐释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利用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分位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全面评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研究显示：第一，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和政策变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通常是在重大事件窗口期产生传递效应，而在常态化时期基本不会产生影响；第二，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动的反馈较弱，但通货膨胀和跨境资本流动对加息冲击的反馈较为灵敏，因此，应警惕由美联储加息而引发的通货紧缩效应和资本外逃风险；第三，在政策应对层面，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明显的转段特征，早期倾向于采取被动的“顺风而动”型调整以避免较大的经济波动，而随着经济体量逐渐上升，政策调整逐渐转向“以我为主”的主动型调节；第四，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后疫情时期的回升阶段，加息冲击对宏观变量和政策变量的影响较弱，这为“以我为主”型的宏观调控争取了宝贵空间，同时也为经济平稳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政府应理性看待并正确认识现阶段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综合影响，货币政策仍应坚持“以我为主”，为实体经济提供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并不断扩大自身经济体量，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打造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提高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化经济发展韧性，最终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本文根据１９９９—２０１４年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考察了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本文研究发现：第一，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均具有显著的宏观经济效应，二者合起来可以解释３６．３４％的产出波动、１４．２４％的就业波动和６．１８％的物价波动；第二，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直接影响经济均衡系统不同，预期到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关于未来经济状态的信念来改变经济的均衡配置；第三，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不仅取决于所选取的政策类型，而且受公众预期的影响。因此，政府不仅应当根据宏观经济目标理性选择财政政策工具，而且需要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以．．．

“预期转弱”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难点之一，需要通过优化预期管理来提振预期。现实经济中存在不同类型的多样化预期，然而现有研究大多研究单个预期(特别是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对不同预期的叠加效应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将预期分为政策预期(基于政府制定、调整及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预期)和非政策预期(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实态等形成的预期),并认为：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相契合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会对政策有效性产生“累进(退)”效应；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错位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对政策有效性会产生“抵消”效应。比如，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及相应的预期管理操作会使经济主体产生未来经济向好的预期，并激励其采取积极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现实经济中良好的技术进步态势会使经济主体形成未来经济繁荣的预期，并促使采取积极的创新、投资、消费行为，最终表现为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两种正向预期的叠加则会进一步增强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来描述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运用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无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存在技术进步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双重预期冲击”4种情形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模拟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两种预期冲击均增强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并在总体上形成叠加“累进”效应。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进行了如下改进和拓展：一是基于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角度探究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叠加效应，二是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回避以往研究中量价工具“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三是运用SV-TVP-FAVAR模型为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预期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构建和完善宏观调控预期管理体系。要正确认识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契合与错位，利用政策预期增强(弱化)积极(消极)的非政策预期，并优化各种预期管理之间的方式匹配和期限组合；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要提高各种政策调整之间的协同性，并完善政策信息传导机制；非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则要完善宏观经济信息传导机制，并改善市场环境。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改进，需要提高政策调整及工具使用的合理性和适宜性，并不断完善央行沟通、前瞻指引等预期管理方式，实现政策信息传导的及时有效。

美国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导致大量资本经由贸易顺差和热钱两条途径进入中国,加剧了国内资产的泡沫程度;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导致中国外汇占款增加,推高货币价格,挤压中国货币政策空间,减弱人民币政策自主性;同时还致使中国市场流动性增强,抬高物价,增加了通货膨胀调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