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综合金融市场的多维信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我国的金融周期指数。在此基础上,构建TVP-SV-VAR模型研究2003—2017年间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及宏观经济变量间的时变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时变互动关系。(2)金融传导渠道可能扭曲货币政策效力,通过金融传导渠道,货币政策不仅会抑制经济增长,还可能加剧通货膨胀。(3)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影响滞后于对价格效应的影响。短期来看,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时变特征与金融传导渠道无太大关联,但随时间推移,金融繁荣对产出的负面影响可能最终使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发生反转。货币当局应警惕金融繁荣对货币政策效力的扭曲,审慎操作,且不宜承担过多刺激产出的任务。

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压力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这一问题倍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本文构建了时变权重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来衡量金融体系的运行状态,并通过MS-VAR模型研究了不同金融体系运行状态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呈非线性:在金融压力时期,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弱化。这意味着此时,中央银行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文章以物价的走势为线索 ,分析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进而从货币供应、存贷款结构、利率、国际收支状况等方面深入分析了金融形势 ,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和建议。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完全融入全球分工和市场体系之中。由于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资产投资回报率高,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商品和资产需求旺盛,导致中国出现了巨额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由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依法治国、保护产权,同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中国的资产价格正处于重新评估的过程,人民币一直面临升值的压力。面对经济的不均衡,市场调整主要通过要素和资产价格的上涨与人民币升值两个渠道来实现。但人民币汇率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流动

本文采用TVP-VAR模型对我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间的关系、不同周期阶段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及当前货币政策选择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当金融市场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时,刺激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可以稳定通胀水平,但这种效用受到金融市场所处周期阶段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2)不同金融周期阶段政策调控效果同样存在非对称性,特别当金融市场收缩至过冷萧条时,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微弱。(3)针对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所处阶段,当金融市场温和扩张时不必通过额外的政策手段干预;而当其温和收缩时则可通过货币政策刺激同时带动实体经济发展。另外本文还证实了其中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应结合不同的市场状况及政策目标选择相应的政策调控手段。

就业歧视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普遍存在，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备受关注。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歧视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是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就业歧视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改变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众多，其中就业机会歧视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即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主观认定雇用某一类型劳动力将产生额外成本，导致企业对该类劳动力的雇佣量少于最优雇用量，进而使社会就业总量减少。基于此，本文构建无就业歧视和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的两主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TANK—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二阶矩匹配法等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货币政策当局执行何种货币政策(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促进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物质资本租金率和整体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的促进作用变小，而对物价上涨(通胀)的促进作用变大，即就业歧视会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并强化其消极效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实施后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提高通胀的持续性，同时也会扩大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总体上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促进效应在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产出增长的目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经济政策有效性角度探讨就业歧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构建TANK—DSGE模型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三是从提高政策有效性角度为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本文揭示了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减轻就业歧视不仅有助于就业和收入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不断减少各种就业歧视。

面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复杂多变,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实现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与优化。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机制,并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从存在性检验和强度测算两个方面予以分析,运用虚拟变量刻画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并引入Gumbel Copula上尾相依系数来检测其波动效应的存在。实证结果不仅验证了理论分析的合理性,也证明了美国货币政策的负波动效应,以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传统货币政策间的协同效应。

论文从经济增长、就业市场和通胀水平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了QE2、扭转操作推出时和当前的美国宏观经济环境。当前美国整体经济形势提升显著,虽然面临诸多下行风险,但温和复苏态势明朗。由于主要经济指标并没有出现实质性恶化,且QE2对促进私人投资效果有限,下半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基调将是"稳定"。为了支持美国经济继续沿着复苏通道前进,并降低下行风险的影响,美联储将继续维持超宽松的货币环境,但不大可能再推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除非市场发生极端负面的事件。将扭转操作延长至"2012年年底",也较为明确地透露了美联储将观察期延长

本文的目的在于以“AD AS 货币政策机制”模型 ,探讨不同货币政策机制在经济行为主体具备理性预期情况下的宏观经济后果 ,为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依据。主要分析工具是一阶差分方程和McCallum模拟假定方法 (Conjecture)。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由70年代出现的理性(合理)预期学派发展而来的。由于理性预期学派进入80年代以来有了重要发展,且影响日益扩大,所以被西方学者冠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这一内涵更丰富的名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从创立之初就对经济周期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早期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货币周期模型,80年代又有一批学者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模型,都引起过很大反响。这里我们介绍货币周期模型。

把握金融周期规律对金融稳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政府换届是影响金融市场运行不可忽视的因素。在观察国际经验事实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和交叉谱分析实证得出: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显著的"政治金融周期",政治周期是影响本国金融周期的重要因素;本国金融周期亦受到核心国货币政策的显著影响,但影响效应小于本国政治周期;各国金融周期存在一定的数量关系,但密切程度高低不一,未出现统一变化的周期性规律。因此,为了熨平跨境资本流动、维护本国经济平稳发展,应测算和把握国际金融周期规律,实施主动的货币政策,并在保持货币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复杂多变,货币政策操作受到严峻考验。本文首先基于SV-TVP-FAVAR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三维脉冲冲击效应,进一步运用混频Granger因果方法检验不同时期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稳健性。结果表明: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宏观经济效应,调控效果与经济运行阶段有关。在经济萧条期,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是通货膨胀和产出的"纳什均衡";在经济高涨期,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是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纳什均衡";在经济平稳期,价格型货币政策是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占优策略",数量型货币政策是通货膨胀的"纳什均衡"。

本文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和GARCH族模型,实证考察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波动性及其原因,并通过构建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货币政策波动对宏观经济目标变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差异;货币政策波动性较大时,其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溢出效应明显减弱,甚至对宏观经济目标变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不仅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更是新常态下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促进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重要保障。

通过分析近年来我国央行应对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种种举措,本文认为,我国经济运行逐渐趋稳,与央行稳健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措施密切相关,解释了稳健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在宏观效应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