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与行业竞争显著影响公司现金持有的经济后果,文章利用2008-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季度数据,结合货币政策和信贷歧视考察了公司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研究发现:(1)公司现金持有具有竞争效应,而且随着竞争对手融资约束和行业竞争的加剧,公司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更加显著;(2)与宽松货币政策相比,公司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在紧缩货币政策下更加明显;(3)与政府控制的公司相比,民营公司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更强,而且在紧缩货币政策下两者差异更加显著;(4)为研发活动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是公司现金持有实现竞争效应的主要渠道。

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当公司要求供应商为其提供商业信用形式的融资支持来替代收缩的银行信用时,就会形成货币传导的商业信用渠道。利用2001—201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渠道的存在性,以及这一渠道是否会抵消货币政策的效力;而由于信贷歧视的存在,货币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商业信用效应大小具有异质性,易受信贷歧视的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

商业信用是指企业在购买产品的过程中延期交付货款,或是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提前收取货款而从对方那里获得的信用。商业信用在企业的短期融资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据统计,在全球平均水平上,商业信用占到企业资产的15%左右(石晓军、张顺明,2010)。在金融体系尚不健全、企业融资渠道单一的中国,企业使用的商业信用平均占

就业歧视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普遍存在，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备受关注。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歧视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是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就业歧视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改变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众多，其中就业机会歧视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即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主观认定雇用某一类型劳动力将产生额外成本，导致企业对该类劳动力的雇佣量少于最优雇用量，进而使社会就业总量减少。基于此，本文构建无就业歧视和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的两主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TANK—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二阶矩匹配法等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货币政策当局执行何种货币政策(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促进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物质资本租金率和整体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的促进作用变小，而对物价上涨(通胀)的促进作用变大，即就业歧视会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并强化其消极效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实施后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提高通胀的持续性，同时也会扩大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总体上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促进效应在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产出增长的目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经济政策有效性角度探讨就业歧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构建TANK—DSGE模型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三是从提高政策有效性角度为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本文揭示了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减轻就业歧视不仅有助于就业和收入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不断减少各种就业歧视。

随着银行业持续的改革开放,其市场力量和竞争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研究我国银行系统的市场力量和竞争如何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并且考察这种关系是否随着银行特征的变化而变化。借助2003-2014年102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我们发现,竞争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强化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而且这种强化关系在小规模、高资本和高流动性的银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为理解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视角,对于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也具有的重要参考意义。

随着银行业持续的改革开放,其市场力量和竞争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研究我国银行系统的市场力量和竞争如何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并且考察这种关系是否随着银行特征的变化而变化。借助2003-2014年102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我们发现,竞争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强化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而且这种强化关系在小规模、高资本和高流动性的银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为理解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视角,对于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也具有的重要参考意义。

本文基于2010—2020年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宏微观数据，考察了垂直结构背景下歧视性信贷对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通过文献梳理和构建理论机制，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说。实证检验表明：银行信贷对民营企业普遍存在歧视性行为，整体上融资不足；国有企业具备政府隐性担保优势，整体上融资过度。垂直结构背景下银行信贷歧视行为进一步抑制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在我国中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在信贷市场中处于明显劣势地位，是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重要原因；西部地区此抑制现象略微减弱。经IV、GMM和DID等内生性处理方法检验，基准实证结果依旧稳健。通过微观数据进一步分析也印证了基准实证结论的可靠性。文章提出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推动“垂直结构”向“平行结构”发展；继续改善企业融资环境，规避民营企业信贷歧视陷阱；打通信贷政策所有制歧视传导阻滞，缓解货币政策调控实体经济体系不畅问题等对策建议，以实现我国实体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现金持有是公司的一项重要财务行为。本文研究了货币政策对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企业当期现金持有水平下降,而在此后会增加现金持有;进一步研究发现,原因是货币信贷紧缩致使银行借款下降,而当期投资并没有立即减少,为保证投资活动的继续,企业使用了内部自有资金,导致当期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下降。此外,民营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变动幅度要大于国有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变化幅度。

公司投资效率与融资约束及代理问题息息相关,基于2004～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探究了货币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现金持有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双重影响,银根紧缩降低了投资效率,货币宽松则可提升投资效率;现金持有是"双刃剑",一方面,能缓解银根紧缩导致的企业投资效率下降,且这一缓解作用在民营和高成长企业中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也会降低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效应,且这一降低作用在国有与低成长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仅当企业面临投资不足;银根紧缩(货币宽松)降低(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现金持有则可缓解投资不足;银根紧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民营与高成长企业尤为突出),也会在过度投资背景下,降低货币宽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作用(国有与低成长企业更为明显)。在丰富企业投资效率相关研究的同时,也为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制定与优化及微观企业现金持有的决策与调整提供政策参考和经验借鉴。

本文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深市Ａ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样本，分析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等微观经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则公司投资减少；货币政策宽松，则公司投资增加。货币政策同时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即：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现金持有将会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公司存在投资不足；货币政策宽松时，企业现金持有将会提高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公司存在过度投资。

本文从行业成长性的角度研究现金持有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考察现金持有行为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行业成长性高的企业持有更高的现金量,同时因为资金短缺导致错过有价值的投资机会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更高,所以行业成长性高的上市公司持有现金的价值也更高;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出于预防性动机和投机动机的考虑,行业成长性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与价值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近年来,金融机构利用数字技术提高了弱势群体融资的可得性,数字信贷改善了贷款服务的效率。但是,滥用算法技术会导致算法偏见和价格歧视,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有必要厘清传统信贷机构数字化转型、算法歧视和算法规制间的机理与关系。算法显著减少了传统信贷机构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排斥,但加深了金融科技平台对特定弱势群体的金融排斥和全部借款群体的价格歧视。缺乏科技向善价值观和政府有效规制,算法歧视还会降低信贷效率。政府应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通过实施"竞合型"政策,短期内建立缓解金融排斥与算法价格歧视的机制,长期探索建立兼顾创新、竞争与消费者福利平衡的机制,实现算法促进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与金融科技平台竞合发展的政策目标。

保持合理的杠杆率是新时期防控金融风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证。基于近些年来我国连续遭受重大外部冲击的背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杠杆率的效果与银行市场结构密切相关。利用拓展的IS-LMCC模型，本文构建了分析银行竞争度影响货币政策冲击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相应的假说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到如下结论。一是银行竞争度的提高在短期弱化了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杠杆率的效果，但长期效应不确定。二是短期内银行竞争对经济杠杆率关于货币政策冲击响应的弱化效应与银行“利润结构机制”密切相关。三是银行竞争度的影响效果对企业异质类型具有敏感性，特别是对外生制度安排导致的企业异质性影响效果不显著。

本文基于银行竞争的视角,使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5—2018年的年度数据检验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货币政策不仅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直接的影响,还通过信贷规模对其产生明显的间接影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银行竞争加剧会弱化其间接影响;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时,银行竞争加剧会增强其间接影响。这一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在沿海地区较为显著,而在非沿海地区则不明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各国货币政策实践的发展变化以及银行业结构、经营状况改变的现实需求,国内外学者对货币政策银行贷款渠道的相关研究重燃兴趣。虽然我国货币政策贷款渠道与银行竞争关系的文献也逐渐增多,但成果亟待进一步创新和丰富。据此,本文基于银行微观经济学中的Monti-Klein模型进行合理改进,构建了包含银行微观竞争因素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果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使用2003—2015年162家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改进了货币政策的衡量方法后,运用系统GMM模型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验证,考察银行微观竞争是否影响银行贷款渠道,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因竞争水平和政策立场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银行市场势力增加,会加剧利率波动对银行贷款增长的影响,并且主要体现在市场势力原本较低的银行。此外,该影响因政策立场差异存在非对称性。本文的研究为分析"银行微观竞争水平影响货币政策银行信贷传导效果"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其研究结论对银行业结构调整和货币政策转型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